春秋四传

《春秋四传》为《春秋》经传合刻文献，收录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四传，并附程子传序等。本次仅见前20页，主要为诸序、目录及部分卷次信息。胡氏传序由胡安国撰，开篇即论“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序中强调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仲尼以天理所在为己任，五典、五礼、五服、五刑皆所当叙、秩、命、讨。又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说明春秋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叙先后之伦，典可惇，礼可秩，有罪者必贬而恶可惩。其志存乎经世，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放龙蛇、驱虎豹，大要皆天子之事。胡氏又批评近世推隆王氏新说，按为国是，独于春秋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乱华莫之遏。胡安国自谓奉承诏旨，谨述所闻为之说以献，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左氏传序由杜预撰，论春秋为鲁史记之名，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诸侯亦各有国史，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杜预述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杜预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为释例。公羊传序由何休撰，引孔子“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论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何休自谓略依胡母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隐括使就绳墨。穀梁传序由范宁撰，论周道衰陵，乾纲绝纽，礼坏乐崩，彝伦攸斁，弑逆篡盗者国有，淫纵破义者比肩，孔子睹沧海之横流，喟然而叹“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于是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备春秋。范宁比较三传：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诬、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附录程子传序由程颐撰，论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道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又论夫子当周之末，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程颐强调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惟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目录部分可见“春秋经传总目”“提要”“纲领”“程传序”“穀梁传序”“公羊传序”“左传序”“胡传序”“诸国年表”“诸国兴废说”，以及按隐公、桓公、庄公、闵公等编次的卷次条目，如“第一卷 隐公一 元年之二年”“第二卷 隐公二 三年之五年”“第五卷 桓公一 元年之四年”“第七卷 桓公三 一年之十八年”“第八卷 庄公 元年之七年”“第十二卷 闵公 元年之一年”等。可见全书以春秋十二公为序，合刻四传及程传，附诸国年表、兴废说，供学者通经与经世之用。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