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三十卷 纲领一卷 提要一卷 列国东坡图说一卷 诸国兴废一卷 正经音训一卷

本书为《春秋胡传》三十卷，附纲领一卷、提要一卷、列国东坡图说一卷、诸国兴废一卷、正经音训一卷。卷首题“閔家二訂 春秋胡傳”，又有“京印德重刻春秋胡傳序”。据序，此书为明代重刻胡安国《春秋传》之本，序作者为成化壬寅秋闰八月丁巳后学余干刘宪。序中言及吾友上饶娄君克让以名御史奉敕董学于南畿，不数年教行信孚，士风翕然以变；其校雠经传，谓《春秋》为孔氏要典，儒先为说者纷如，初学之士茫然无入头处，惟胡氏传事按左氏、义择公穀、大纲本孟子、微词则证程氏，视诸说为备，学者由是学焉，庶有归着，圣人之心可渐得，乃命新安同知张英重刻胡氏传以嘉惠初学。序又论王安石柄国，创制新说，以《春秋》束诸高阁，卒肇靖康之祸；高宗南渡虽命安国为传以进，亦弗克用，上下陵迟，驯至夷狄入主中国。明太祖高皇帝肃清中原，临御之初即诏天下设科取士，《春秋》本左氏、公穀氏、程氏、胡氏传；太宗文皇帝又令儒臣纂修性理诸书，《春秋》一以集注为主，尊信表章莫此为至。序末勉学者从事是传，沉潜反复，味其言，索其义，以自得乎圣人之心，他日奋庸于时，必能议大政、持大节，以树勋业于天下国家。

卷首又依次载《左氏传序》，杜预著，述《春秋》为鲁史记之名，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诸侯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公羊传序》，何休著，述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穀梁传序》，范宁著，述周道衰陵，乾纲解纽，礼坏乐崩，彝伦攸斁，弑逆篡盗者国有，淫纵破义者比肩；夫子因鲁史而修《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复雅；三传殊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诬、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程子传序》，程颐著，述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之不复作，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时宜者为难知；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胡氏传序》，胡安国著，述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亲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衰道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叙先儒之伦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礼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劝，有罪者必贬而恶自此可惩；其志存乎经世，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放龙蛇、驱虎豹，其大要则皆天子之事也；又论近世推隆王氏新说，按为国是，独于《春秋》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乱华莫之遏；于是奉承诏旨，辄不自揆，谨述所闻为之说以献，虽微词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

卷首又有《春秋胡传凡例》，列“春秋之法”“明类例”“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居正”等条，论治奸恶者不以存没必施其身，奖忠义者及其子孙远而不泯；《春秋》之文有事同则词同者，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词异则其例变矣，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当国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庙，秉笔史官必以其事书于策，缘始终之义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柩前定位之初，缘民臣之心不可旷年无君，故不待于三年毕丧之后，逾年春正月乃谨始之时得理之中者也；又引胡氏曰传《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见本末，公羊、穀梁辞辩而义精，学经以传为按则当阅左氏，玩辞以义为主则当习公穀，然皆互有得失，至晋杜预、范宁、唐啖助、赵匡，用力甚勤，时有所取。可见本书不仅为胡安国《春秋传》正文，更汇辑三传序、程子序、胡氏序及凡例，附林尧叟音、闵家二订，供初学与科举研读之用。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