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订申文定公书经讲义会编

本书为明代申时行所撰《书经讲义会编》之重订本，又名《重刻申文定公书经会编附百名家要說》，源文件标注为明崇祯庚午（三年，1630）刊本。据前二十页所见，卷首保存申时行原序、张嘉和序、重刻凡例及名公姓氏等内容，可藉以了解其成书经过、编纂体例与版本源流。

申时行原序自述，其早年受博士《尚书》时，吴中讲《尚书》者甚少，疑问无所传习，遂从书肆遍求名人达士之疏解训义及帖括制举之文，凡可以印证发明者皆手自采录，积数年成若干卷。其后入仕，以词臣久次横经劝讲，日侍经筵，所进《尚书直解》多由其删订，内府所刊《书经直解》即出于此。然内府藏本惟阁臣讲僚乃蒙宣赐，学士大夫罕获睹见。其甥李渐卿鸿从邸第得读之，因与懋嘉两儿共加裒辑，合此前所采录者为一编，于是“尚书大义论说衍绎粲然备矣”。徐文学衡卿谓是编不可无传，欲付剞劂公诸同志，遂命名曰《书经讲义会编》，申时行为之引其首。此序不仅说明本书由科举用书与经筵讲义合成，也反映明代《尚书》学在举业与讲筵两种场域中的不同诠释取向。

张嘉和序则述及重刻缘起。其言先孝惠予初受博士《尚书》时，尚书尚为朴学，疏解训义遗略颇多，故遍求海内名公所著《尚书》讲义汇成一编。及申文定公《会编》出，遂珍为秘宝，纂辑之念不复敢动。后又广搜家藏训解，积数十年，欲奉《会编》为南面主，而以近代新说附之，以便展玩。因见旧板行世已久，字迹模糊，拟新之梨枣，又恐止翻古本、不以新意参入，会使读者对古人之衣冠而思锦机之新样，故发诸新说，采录间句，以佐伏生、夏侯之吻。集成而附《会编》之端，使天下知文定之说经如布帛菽粟，为生人育命之元本，而新说之解经又如玉液金茎、齐纨蜀绮，以辨等盛、别贵贱。张嘉和自署“始苏后学书掌记”，可见其重辑工作带有补充新说、推广流传的意图。

凡例部分尤为重要。其称“会编一书，吉即典谟，句即诰誓，不止数吹，当今实可永垂万禩”，故重刻“一遵原刻，并不增减隻字”。又因古今名经薪书、大传鸿儒见解各出己意，譬之菽粟膏粱诚可屡缺，而山餘海错亦可深指，故“广求百名家要說，节列于正文之端，以备览者”。凡例还提到“王、陆二家之书为最”，并说明蒋氏采用书目及姓氏附见，张嘉和重辑时又参用其先君济溪枕中之秘。先君一生醉心经学，传授及门，与文定公有意气之雅，合少吾王氏踵前盛举，合为孔壁之功臣，使后学闻见益顿、耳目愈新。由此可见，本书并非简单翻刻，而是在申时行原编基础上，汇辑历代及明代诸家《尚书》讲义，附以百名家要說，形成一种带有集解、汇编性质的经义读本。

前二十页还列有“尚书会稽附流诸名公姓氏”及大量历代名公名单，涉及汉孔安国，唐孔颖达、杜预，宋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朱熹、蔡元定、真德秀、马端临，元明诸家如张居正等。虽然OCR表格与姓氏部分存在错乱、残缺，但仍可看出本书汇辑范围上起汉唐、下迄明代，尤其重视科举经义与讲章传统。其版本为明崇祯三年三衢书林王应俊刊本，属于晚明坊刻经学文献，带有明显的科举用书与商业出版特征。文献价值在于：一可保存申时行《书经》讲义及经筵直解资料；二可考见明代《尚书》学汇编、百名家要說与科举经义之关系；三可提供三衢书林刻书、重订本流传及晚明经学出版史信息。本次仅见前20页，主要为序文、凡例与名公姓氏，未见正文及全书目录，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