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留书

《章子留书》为明代章世纯所撰，本次所见为钞本前20页，卷首保存自叙、参订者题名及《大学》《中庸》部分章句的阐释文字。全书以四书为依托，重点发明《大学》《中庸》之义，并上溯孔子、孟子，下及后世学者治学路径，具有较鲜明的经学札记与讲学札记性质。

自叙先从秦汉以后圣贤遗书存世情况谈起，列举《诗》《尚书》《易象》《曲礼》《春秋》《鲁论》《孟子》等，指出《大学》《中庸》原在《礼记》之中，至宋代始别出，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章世纯认为，五经之文多属“散辞”，学者游其中如在大海荡漾，难以得其归宿；而《大学》原本帝王治身、心以为端，具小大遐迩之势，言之可行；《中庸》则推明圣贤之道，同贯其义，得中则人己情义之分俱得，其半详于“诚”，而“诚者中之行也”。他又论孔子之道固有“一”，即“仁”，使天下皆主仁以从道，则上下、同类、异类各得其安；《论语》言仁或举义、或举礼，并非指舛，而是从不同侧面说明仁之能事。颜渊问仁、仲弓问仁、樊迟问仁等章，皆可归之于仁。至于孟子之学出于孔子，其说本王道而归之于仁义，又本仁义而归说于孩提赤子，举帝王之大、圣贤之高、众人之性，欲因而致之以尽。章世纯还比较儒释老，认为释老有百年以后之利以慰人心，儒者无其说，故功及身世而止；孟子首明养气之道，始于为义，终至动天地、感鬼神。由此提出后之学者或遵《鲁论》、或行《中庸》、或尊《孟子》，皆可达道，所由不同而归趣一也。自叙末题“丁卯初夏”，为考订成书时间提供了重要线索。

正文部分按《大学》《中庸》章句逐条解释。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释“明德”为通于众而高明光大，其数则仁义、听智、孝弟、忠信之类；“在止于至善”，论知止而后能得，事必先见大体所极，方可深求精微；“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强调正内修实，实者诚也；“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论知善知不善而后意向真实；“苟日新”，发挥圣人新天下无已、常与天下相属而无自旧之心；“为人君止于仁”，论异名之德各正物之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辨自欺与慎独；“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论心身一物之虚实；“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言守一以仁，省约而易行；“所谓平天下”，论人性同然，君子以同者待人，财利与仁义孝弟慈之关系。后又转入《中庸》，“天命之谓性”以下，讨论道归自然、性之所有余与不足、情嗜与正义之关系；“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论无意见之私而后可制天下之事；“君子中庸”，辨君子时中与小人之无忌惮；“道之不行也”“舜其大智也欤章”“好问好察”“人皆曰予智章”“回之为人也章”“中庸不可能也”“宽柔以教”“君子和而不流”“素隐行怪章”“君子之道费”等，皆有逐条疏解。整体看，本书并非简单章句训诂，而是借四书章句发挥作者对道、性、诚、中、仁、义、养气、治身、治世等问题的理解，兼具经学、理学与文章评论色彩。

版本方面，本书为钞本，未见刊刻牌记，前20页已可见自叙、参订者名单和《大学》《中庸》部分内容。钞本形态说明其流传或未广，亦可能经过门人、社友校订。书中保留“古临章世纯大力著”“门人刘斯陆士云订”等题署，对考察明末士人讲学、结社、门人订书及四书学著述方式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