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李楼云乐书

本书为明代嘉靖间太常寺典簿李文察所撰乐律学著作，源文件题作《太常李楼云乐书》，卷端及序中又题《古乐筌蹄》。据前20页OCR可见，书前有《古乐筌蹄序》，序末署嘉靖二十四年乙巳春正月十六日，太常寺典簿厅典簿臣李文察稽首顿首谨序；正文卷一题“古乐筌蹄卷一”，下署“太常寺典簿臣李文察谨撰”。由此可知，此书成于明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前后，并以明嘉靖二十五年原刊本传世。

序文首先追溯古乐源流，称“二帝三王所作之乐其道古也”，春秋时“道存而事废”，但《周礼·大司乐》所载尚可因变推调；至汉则“道器俱亡”，所存乐书仅得于秦火之余，如《史记》所载生钟分、生黄钟术，仍可“因数以推声，声从数得调，因变成知数与变”，由此古乐可几。李文察因此对“生黄钟术”作补解，并据《大司乐》所载六变、八变、九变推明声调，进而定舞、截律吕为乐器、定冬至为祭期，预推后来用事卦位，以齐七政，考河图洛书之数，证伏羲、文王卦位。序中又举虞舜得之为大韶、武王得之为大武，说明作用虽不同，而效法天地之理则一。作者称以虞周乐理调变声数舞容乐器共著九卷，名曰《古乐筌蹄》，并以“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喻此书为求古乐之工具。

卷一开篇为“生黄钟术补解说”。李文察认为古乐律失传，赖《史记》所载律书、律数、生黄分法及生黄钟术，后人才有所据以寻端绪；宋儒蔡季通本之作《律吕新书》尚有所遗，韦昭虽有所解亦未尽义，故后世苦于黄钟管难定。其说以黄钟管之数九寸为本，认为九寸之数一本于神，神生气，气生形，由太虚有参天之数，由气化有两地之数，合虚与气有四象之数，三数备而黄钟之管成，十二律之宫见。于是本此理作解、定图，再生黄钟、成调变。

其后列“生钟分”，自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直至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展示十二律相生分数。又列“生黄钟”术：“以下生者倍其实，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实，三其法。”李文察按语认为，自西而北者下生，自东而南者上生，天地之位以东南为上、西北为下，故十一管隔八相生，黄钟之管阳皆下生西北，阴皆上生东南；至蕤宾之管则阴反下生西北，阳反上生东南，以象天地之气。并批评《律吕新书》以阳皆下生、阴皆上生，导致所生大吕、夹钟、仲吕三管太短不能应气，姑用倍数之法，不得上下生之旨。书中还论“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以九为尚，尺取九寸，寸取九分，去十存九；商八为太簇居寅，羽七为南吕居酉，角六为姑洗居辰，宫五为黄钟居子，徵九为林钟居未，阳律当位自得，阴吕则居其冲，旋相为宫则六律六吕皆有此数。又论“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实如法得长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宫”，以“一”为神，“九”为太阳之数，“三”为九之衍母，“九”为三之衍子，黄钟九寸为圆神之体。再论宫五之理、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神使气气就形、理如类有可类等，并引司马迁“殊几玉衡以齐七政”之说，推及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历，认为黄钟既生则可起调为乐，乐调本于天地五行，分直五行与横五行，调变依此而起。

书中还载“声调合宫五徵九商八羽角之图”，列黄钟宫起调、林钟宫起调、太簇宫起调、南吕宫起调、姑洗宫起调、应钟宫起调、蕤宾宫起调、大吕宫起调、夷则宫起调、夹钟宫起调、无射宫起调等，逐一列出一声至九声及徵、商、羽、角、宫等调式关系，体现其以数定声、以声成调、以调配舞的乐律体系。整体而言，本书以《史记》律书为重要依据，兼采《周礼·大司乐》、河图洛书、卦位、律吕新书等，是明代乐律学与礼乐制度研究的重要文献。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