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黎先生集四十卷 外集十卷 第六册

本册为《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第六册，清同治八年刊本，本次OCR仅提取前20页，所见正文为《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书”类部分内容。卷端标“昌黎先生集卷第十 书”，正文大字为韩愈书信，双行小字为旧注、校语与系年考订。所见篇目包括《上张仆射书》《答胡生书》《与于襄阳书》《与崔群书》《与陈给事书》《答冯宿书》《与卫中行书》《上张仆射第二书》《与冯宿论文书》等，均为韩愈贞元年间所写书信，涉及幕府供职、科举求荐、师友论学、文体观念与仕途进退，是了解韩愈早年经历、政治态度与文学思想的重要材料。开篇《上张仆射书》题下注“建封字本立，兖州人，贞元四年为徐州刺史、徐泗濠节度使，十二年加检校右仆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脱汴州之乱，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为节度推官，至是供职”，书中韩愈以“晨入夜归”为非己所能，主张“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并引孟子“今之诸侯无大相过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批评当时“皆好其闻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强调“闻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义者也”，可见其不媚权贵、守道直行的性格。《答胡生书》题下注引李肇《国史补》及韩门弟子事，书中答胡生求谒称荐之意，谓“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又言“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可见韩愈对请托荐举的谨慎态度。《与于襄阳书》题下注“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书中提出“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之后焉”，并批评“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最后以“请自隗始”自荐，希望于襄阳能礼遇后进，是韩愈干谒书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与崔群书》题下注“群字敦诗，清河人，贞元中进士，时为宣州判官，而公为国子四门博士”，书中述与崔群交谊，称“至于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无瑕尤，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明白淳粹，辉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又论“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贤者恒不遇、不肖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对天命好恶发出疑问，并自述“近者尤衰惫，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可见其身体状况与心境。《与陈给事书》题下注“京字庆复，大历元年中进士第，贞元十九年将禘，京奏禘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员外迁给事中。公于十九年冬贬阳山，此书当在京迁给事后作”，书中述与陈京相见疏密、情意通塞，谓“位益尊则贱者日隔，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则爱博而情不专”，又述去年春进谒时“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属乎其言，若闵其穷也”，其后还京再谒则“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悟其“邈也乃所以怒其来之不继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并附献《复志赋》以下十首及《送孟郊序》一首，因急于自解而谢，不暇更写，请陈京“取其意而略其礼”，可见韩愈书信中叙事、抒情与论文相结合的特点。《答冯宿书》题下注“宿字拱之，婺州东阳人，公同年进士，分教东都时作”，书中谢冯宿垂示所阙，论朋友道缺绝久，无有相箴规磨切之道，又自述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己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因此致谤，但引子路闻过则喜、禹闻昌言则下车拜，表示愿冯宿“苟有所闻，必以相告”，可见其交友之道与自省精神。《与卫中行书》题下注“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贞元九年进士”，书中谢卫中行称道过盛，论“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名声之善恶存乎人”，主张“存乎己者吾将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将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又自述“始相识于汴徐二州之前，时丰约异乎”，及从董晋、张建封二公，二公甫卒而军皆乱，自己脱祸，可见其早年幕府经历与祸福观。《上张仆射第二书》题下注“公此书谏张建封击毬事”，书中以“马之与人性情殊异，至于筋骸之相束，血气之相持，安佚则适，劳顿则疲者同也”，论击毬驰骋“荡摇其心腑，振挠其骨筋，气不及出入，走不及回旋，远者三四年，近者十二年，无全马矣”，并引《春秋传》“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劝张建封爱惜身体、节制击毬，可见韩愈对幕主既直言谏诤又关切备至。《与冯宿论文书》题下注“公此书于汴州作”，书中论为文甘苦，谓“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又引扬雄著《太玄》人皆笑之、扬雄言“世不我知，无害也，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并以李翱、张籍从学古文相勉，可见韩愈古文运动的自信与孤独感。总体而言，本册所见卷第十“书”类，以书信为载体，广泛涉及中唐幕府制度、科举干谒、师友交往、文体观念、祸福天命与士人心态，旧注广泛引用《孟子》《史记》《左传》《庄子》《国史补》及唐宋笔记，解释人物、职官、地理、典故与系年，可为了解韩愈散文原貌、韩集旧注面貌及清同治间韩集刊刻提供文本。版本方面，本册为清同治八年刊本，页面保留表格、图像与钤印痕迹，正文间双行小注保留“或作某”“今按”“诸本作某”等校勘语，具有清代韩集刻本的一般特征。因本次仅见前20页，卷第十后续书篇及《昌黎先生集》其他册卷内容待补。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