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徂徕集

《石徂徕集》为宋代石介（字守道，世称徂徕先生）的诗文集，本次所见为前20页，卷端题“石守道先生集卷之下”，卷首列“仪封张伯行孝先订”，又有罗源陈绍濂、尤溪刘鸿略、莆田黄漈、平和汪奇猷“仝校”，可知此本曾经清人张伯行订定及诸人校勘。前20页未见牌记、书籍总序、跋文及刊刻年信息，所收主要为序类与记类文章，包括《三朝圣政录序》《唐鉴序》《石曼卿诗集序》《送龚鼎臣序》《送祖择之序》《送张绩李常序》《送刘先之序》《吕虞部士龙字序》《宋城县夫子庙记》等。这些篇目虽非全书，但已较集中地呈现石介的经世关怀、道统意识、古文主张和交游赠序之风。

《三朝圣政录序》以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政治为对象，开篇称“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乐其业”，继而追溯唐自天宝至天祐百五十年间禄山、朱泚、黄巢、秦宗权相继为寇，五代干戈日寻、战血流野，至宋太祖受禅后诛李筠、杀李重进，取荆渚、下湖南、平蜀、收广州、定江南，太宗南致淮澥、北降并汾，真宗“成二祖之基”“隆二祖之业”，礼乐文物焕然彰明。石介自述“臣生三十四年，目不识干戈之事，耳不闻金革之声”，又谓国史纪三圣之政“至繁书之不精，圣人一日万几不能徧览”，故效唐吴兢《贞观政要》而作《三朝圣政录》，希望“斟酌祖宗垂宪效而行之”。此文不仅可见石介对宋初政治的推崇，也保存了其仿效《贞观政要》编纂政要的著述意图。

《唐鉴序》则以“前车覆，后车戒”立论，历数汤以桀为鉴、周以纣为鉴、汉以秦为鉴、唐以隋为鉴，进而提出“国家虽承五代之后，实接唐之绪，则国家亦当以唐为鉴”。文中批评唐代“女后预事”“阉官用权”“奸臣专政”，列举武氏变唐为周、韦庶人及安乐公主酖杀中宗、太平公主潜谋逆乱、杨贵妃召天宝之祸，以及代宗遭辅国之侮蔑、宪宗遇陈庆之弑逆、昭宗为季述之囚辱，又谓禄山之祸由林甫、国忠，朱泚之乱由卢杞，陈庆之弑由皇甫镈，并总结“奸臣不可使专政，女后不可使预事，宦官不可使任权”。序末称“采唐史中女后宦官事迹各类集作三卷，谓之《唐鉴》”，可见石介借唐史以陈鉴戒，具有鲜明的政论色彩。

《石曼卿诗集序》集中反映石介的诗学观。文中称“诗之作与人生偕者也”，人怀愉乐悲郁之气必舒于言，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风教之感、气俗之变，必立官司采摭而监听之；后世官废诗不传，在上者不复知民之所向，故政化颠悖。石介推重石曼卿与穆参军伯长“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经实”，又称曼卿之诗“特震奇秀发，能取古之所未至，托讽物象之表，警时鼓众，未尝徒设”，其诗“气横意举，飘出章句之外”，存者三百余篇，分为二册。此序为了解石介的诗歌功能论及其对西昆体以后文风的批评提供了直接材料。

送序诸篇亦多涉道统与古文。如《送龚鼎臣序》提出“与天地生者性也，与性生者诚也，与诚生者识也”，认为“文本诸识”，圣人不思而得，贤人思之而至，孟荀扬文中子吏部“勉而为中，制而为法，思之而至”，并告诫龚辅之“厚乃性，明乃诚，粹乃识”，以圣人之道为归。《送祖择之序》记祖择之罢济南、走三百里别明复先生、于泰山徂徕讲道德究经术，石介与明复以“发圣人之蕴，明王道之极”相报，文中论“趋时物之情也，徇道人之难也”，并历举孟轲、子云、吏部等以见守道之难。《送张绩李常序》自称“孔子之大道为异端侵害，不容于世实三千年”，又谓“韩文公所谓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石介“奋独力直斥其人而攻之”，虽遭反攻者以千数，仍赖圣君天覆地容得免于祸；张禹功、李遵道来山中助其“攻害孔子者”，石介以“真不畏死者”许之，末署“辛巳夏五月二日石介序”。《送刘先之序》则以馆陶之政为言，推重魏人柳仲涂“得孔子之道而粹者”，希望先之取柳氏书为柳氏子孙及魏人讲释指明其义，使孔子之道“盈于天地之间”。《吕虞部士龙字序》因吕君名士龙而取《易》“云从龙”之义，字曰“兼济”，勉其“简削苛政，怀以仁惠”，若“保禄位以利其妻子，殖货财以肥家厚身”，则“虽在千万里外，必走就君操吾矛持吾戈以击君夺此字矣”，可见石介以字说寓规诫的写法。《宋城县夫子庙记》开篇称“天地吾知其易毁也，一德不修则裂；日月吾知其易丧也，一政不行则缺；山岳吾知其易坏也，一化不明则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则竭”，以排比之势推尊“圣人之道弥亘亿”，可见其庙学文字中的道统担当。

版本方面，前20页卷端题“石守道先生集卷之下”，又有张伯行订、陈绍濂等仝校题名，但未见牌记、刊刻年、出版者及全书总目，具体版本系统尚待后续页核实。总体而言，本次所见前20页以序、记为主，保存了石介关于宋初政治、唐史鉴戒、诗歌功能、古文道统、送别规诫及庙学教化的连续文本，对研究石介思想、宋代古文运动及张伯行订本面貌均具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