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嗣宗集

《阮嗣宗集》为三国魏阮籍诗文集，今见本为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四明范钦宜春刊本，本次仅提取前20页。卷首保留陈德文《刻阮嗣宗集叙》，是了解本书刊刻缘起、阮籍生平及诗文评价的重要文字。叙文开篇即言“世恒言阮嗣宗处魏晋之交，身仕乱国而不罹祸罔，志存讥刺而文多隐避，抱经纶之技、怀康济之能，一不见试以死”，对阮籍身处魏晋易代之际的处境深致感慨。陈德文认为，阮籍“白眼睨俗，非苟禄之子云；孤啸离群，耻献言之谷永；辞婚之醉，缄默以自容；步兵之除，矜肆而甘寂”，其行为看似放达，实有不得已之苦心。叙中又称“吾往读嗣宗诸文辞，率激烈慷慨，其心愤故其行危，其道忠故其旨远，是以疾之者虽如仇，而闻之者无以罪”，并以箕子之明夷、南容之免患相拟，认为阮籍“见定而智明，机微而迹逊，其愚盖不可及也”。叙文还提到“今览其咏怀八十一篇，语庄义密，曲高和寡，脱驾于东陵，寓言乎子晋，怨凝楚畹，心结首阳，恻怛郁沈，和平婉顺，庶几哀而不伤者，百世之下信难以情测也”，对阮籍《咏怀》诗的艺术风格和情感内蕴作了较高评价。最后叙及刊刻经过：“大梁旧刻籍诗，南来少传，郡伯鄞范子取而刻之宜春”，署“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夏五月朔”，说明此本由四明范钦在宜春刊行。

正文卷端题“阮嗣宗集卷上”，“魏步兵校尉阮籍撰，鄞范钦、吉陈德文校刊”。前20页可见赋、论等作品，包括《东平赋》《首阳山赋》《鸠赋》《猕猴赋》《清思赋》《元父赋》《通易论》等。《东平赋》以“夫九州有方圆，九野有形势，区域高下，物有其制”发端，铺陈东平地理形势、风俗人情及历史遗迹，既写“隅隈之缺，幽荒之涂，忽漠之域，穷野之都”的奇伟谲诡，也写“桑间濮上，淫荒所庐，三晋纵横，郑卫纷数”的世俗风气，最后归之于“嘉年时之淑清兮，美春阳以肇夏”“遵间维而长驱兮，问迷罔于宛风”等远游求道之思，体现阮籍赋作兼综地理、风俗、历史和玄思的特点。《首阳山赋》作于“正元元年秋，余尚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独往南墙下，北首阳山”，赋中写“在兹年之末岁兮，端旬首而重阴，风颳回以曲至兮，雨旋转而纤襟”，借首阳山、夷齐采薇之事寄托对进退、仁义、清虚守神的思考，末谓“且清虚以守神兮，岂慷慨而言之”，与阮籍身处魏晋之际的忧患心境相合。《鸠赋》序称“嘉平中得两鸠子，常食以黍稷，后卒为狗所杀，故为作赋”，以鸠鸟育子、遭犬暴害为喻，寄寓弱子流离、依恃无由的哀伤。《猕猴赋》则借猕猴“体多似而匪类，形耸殊而不纯，外察慧而内无度兮，故人面而兽心”等语，讽刺巧言伪真、干进嗜欲之辈，具有明显的寓言和刺世意味。《清思赋》写“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铺陈清虚寥廓、神物来集、飘忽恍惚之境，展现阮籍对清虚、恬淡、守神、适情的追求。《元父赋》则写元父之地“九州之穷”“先代之幽虚”，土田污淤、城壅断塞、人民顽嚚，末以“如何君子，栖迟斯邦”作结，似寓讥刺与感慨。《通易论》则系统论述《易》的起源、卦象、阴阳刚柔、君臣上下、治乱兴衰及“易之为书也，覆焘天地之道，囊括万物之情”等义理，可见阮籍不仅以诗赋名世，于经学玄论亦有深研。

本书为明代刊刻的阮籍诗文集，前20页保留陈德文叙、卷端题署及赋论诸篇，既可据以考察阮籍作品的文本面貌，也可见明嘉靖间四明范钦宜春刊本的版刻特征和流传情况。陈德文叙对阮籍人格、诗文及《咏怀》诗的评价，亦为研究阮籍接受史的重要材料。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卷帙及完整篇目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