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玉斋类稿

《佩玉斋类稿》为元代杨翮所撰诗文集，本次所见为清代旧钞本前20页。卷首保存提要、虞集序、杨维桢序、陈旅序及朱述之、劳平甫等跋语残文，卷一为论、碑类正文，是了解杨翮家学渊源、元代古文创作及此集版本流传的重要文献。

卷首提要述杨翮字文举，上元人，父刚中大德间官翰林待制，著有《霜月集》，今不传。翮初为浙江行省掾，至正中官休宁主簿，历浙江儒学提举，迁太常博士。提要称刚中“为时名宿，所学具有原本，当代胜流多与之游”，翮“承其家训，益锲属为古文辞”，虞集、杨维桢等序皆以父执自居，其文章格律多得自师友见闻，虽“边幅未广，酝酿未深，而法度谨严，视无所师承、徒以才气驰骋者则相去远矣”。提要还考订杨翮卒年，称其“未受明禄”，故仍系之元人，是判断本书作者朝代的重要依据。

虞集序署“雍虞集序”，述大德戊戌（1298）始游昇，与杨志行、元复初为文学之交，每论此事而世俗凡近之说不与焉；未几元公入朝，遂擅古文于当世，杨公居不出其乡而正谊真气闻誉日起。序中称“至元初导江张达善先生以其学教杨昇，闻师道甚尊”，又称“至正戊子春得公长子休宁簿嗣之书并其文数千篇而读之，爱其因事以明理，不以艰险自空；尽以言伸义，不以旷达自高；脏劳而事繁，有进学之益；得所当言而止，无出位之思”，可见虞集对杨翮古文“因事明理”“言伸义”特点的肯定。杨维桢《杨文举文集序》署“至正戊子十二月甲申”，从“文章非一夫技也，大而缘乎世运之隆污，次而关乎家德之醇疵”发论，称“文举通微先生之嗣也，先生领台岳主文浙闱时，予实列同考，听先生言议凛然为起立，知先生之学出导江张氏，张氏之学出紫阳朱子，故其为议论文章不诡于正”，又评杨翮文“识赡而各毗于律，理莹而其言沛如也”，称“自居吴门，阅今之名能文者无虑数十家，类未有及文举者”，对其推许甚高。陈旅序署“至元丙子莆田陈旅序”，称“江宁县杨先生以学行文章著当代，然考其平生出处在朝廷之日殊少，晚岁待制禁林即以病去，寻又以老致其事”，又述其“二子皆贤而有才，伯曰文举，访余钱塘官舍，出示近稿一帙，其言骋而不放，丽而不靡，敦朴而不野，刻雕而不凿，盖非徒文也，学殖于内而文达于外也”，可见杨翮古文在元代文坛所受之推重。

前20页卷首还保存有朱述之、劳平甫等跋语残文，称“此若乡先生文集也，外鲜传本，朱述之先生经校刻而未果，此本即就朱本传钞”，又云“述之先生一小跋，又平夫一跋，疑是劳平甫也”，并谓“先生之志，余小子当继成之，今年颇归节缩而入以刻书，行将携至台陵先付剞劂，征尚须求善本一得校耳”，可见此旧钞本源自朱述之校本，清末民初又有续刻之议，对考察《佩玉斋类稿》的版本流传与晚清民国间刻书活动具有参考价值。

卷一正文为论、碑类文章。论类有《汉高祖论》，从“有取天下之才者不若有取天下之资，有取天下之资者不若有取天下之福”发论，比较项羽之才、秦皇之资与汉高祖之福，称高祖“以匹夫崛起之势”，其资不能如秦，才不能如项籍，然能“借群雄之所长与天下共逐，终能一四海之区而遗子孙之利者，则其福也”，并及高祖母媪梦与神遇、斩蛇老妪哭白帝子等祥瑞，以证其有“九五之福”。《项羽论》从“天下有可乘之势，适因其势而乘之，天下可袭而取”立论，批评项羽“有可乘之势不能因其势而乘之”，当秦军既坑、函谷既入、子婴既降、咸阳未屠之际，不能建大号、登大宝以天子之名临天下，而怀思东归，终至气衰力竭，以“此天亡我”自解，实非天亡。《四皓论》称“士有卒然而立天下之大功者，非负高世之重望不能也”，述四皓以高世之望格汉高祖易太子之心、定太子之位，又论其智虑深远，能说吕后使乘间为太子泣而止其将兵，称“所贵乎逸民者，非贵乎徒隐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张良论》从“所贵乎智者，非徒以其能用乎智，而以其智之所见有以济其智之所不及”发论，称张良当太子将废之际，“此盖其智之所不能及者”，然能令太子请高祖所不能致之四皓入朝为羽翼，终定太子之位，此乃“大智”之所在。《光武论》则论光武“因人之力而得天下而天下后世不及知”，称其起于南阳、附从更始，下昆阳、定陵、郾、奔寻邑、降邳彤、破邯郸、得立为萧王，“皆更始是赖”，然光武大功甫立即贰于更始，不就其征，又不及更始之败而伺其乱，君臣之义有亏，与高祖为义帝发丧击楚形成对照，持论颇为犀利。这些论说文均以史论为主，借古人事迹发挥“取天下之势”“大智济不及”“逸民之望”等命题，可见杨翮古文长于议论、法度谨严的特点。卷末又有《建德县三皇庙碑》，署“至正元年春”，为池属邑建德县三皇庙落成而作，述庙之经始及立石纪事之由，可为了解元代地方庙学建设与碑记文体提供实例。

版本方面，本书为清代旧钞本，卷首提要、序跋及卷一正文并存，文字中可见OCR残误及异写，如“佩玉齊類藁”“玉齋類稿”等，需结合原书图像复核。此本源自朱述之校本，又经劳平甫等批校，对研究《佩玉斋类稿》的版本源流、元代古文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以及钞本古籍的文本形态均有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