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玉斋类稿

《佩玉斋类稿》为元末杨翮所撰诗文别集，钞本。据OCR前20页可见，卷首为提要，述杨翮字文举、上元人，父刚中大德间官翰林待制，著有《霜月集》，今不传；翮初为浙江行省掾，至正中官休宁主簿，历浙江儒学舆举，迁太常博士。提要称刚中为时名宿，所学具有原本，当代胜流多与之游，翮承其家训，益鉴厉为古，时居不出，其郑杂栖等所作序皆俨然以冬切，故其文章格律多得自师及见闻，意态次渊，能不失先民矩矱，虽幅末广酲酿未深，而法度谨严，视无所师承、徒以才气驰骋者相去远矣。提要又考是集刊于至正末，刘仔肩选《明雅正音》乃采入其诗，杨基集悼文举博士诗亦有句，则翮之殁当在洪武初年，以其未受明禄，故仍系之元人。提要之后为序文三篇：虞集序作于至正戊子春，述大德戊戌始游昇，与杨公志行、元公复初为文学之交，每论此事而世俗凡近之说不与焉；未数元公入朝，遂极古文于当世，集遂盖其学校未有所发；杨公按此时居不出其乡，而正谊直气闻誉日起，莫或光之；至元初导江苏道书先生以其学教杨昇间，师道其学，志行盛年已深造其间；南行台在昇来官者皆当世硕德重望，所以尊礼志行者以道不以势，遂旬学官佐宪府有禄食之奉，而礼貌异于常僚；及复初殁久之，朝廷以次对起公，庶几老成之助，集日得相从于禁林，而公不肯少留矣；俯仰今昔，哀慕不忘；至正戊子春得公长子休宁簿翻之书并其文数十篇读之，爱其因事以明理，不以艰险自空，尽言以伸贰，不以旷达自高，职劳而事惊，有进学之益，得所当言而止，无出位之恶；昔吾三人早岁相勉之意往往有见于此，则其过庭之间非浅识之所能及矣。杨维桢序称文章非一夫技也，大而缘乎世运之隆污，次而闵乎家德之醇疵，当世运之隆文从而隆，家德之醇文从而醇；士以文墨为罢事，事而生乎昭运之代，文章而出乎明德之家，若吾宗文举者非其人乎；文举通狱先生之嗣也，先生领台檄主文逝闲时，予实别同考懿先生言议凛然为起立，知先生之学出导江张氏，张氏之学出繁阳朱子，故其为议论文章不壹于正不出也；二十年来先生之宰树拱矣，幸先生有后如文举，获见予吴门次舍，予所著碑铭叙注箴诵论精凡若干卷，累日读之，喜其识职而各眦于律理，答而其言沛如也；予自居吴门闲，今之名能文者无应数十家，类未有及文举者，则知文举之得其本于家，而又丁乎气运之盛于国家者，非庸众人之所同也。陈旅序称江寧楊先生以學行文章著當代，然考其平生出處在朝廷之日殊少，晚歲待制禁林即以病去，尋又以老致其事，人謂先生得之於其位則所以鬯宣皇仁而斧藻休光於無窮者宜何如，夫何造物者鍾以致美而嗇於大用，使忽忽以老，徒以所蘊日授其所從游者而已，豈積之久者其發遲，約于前固所以裕於後即；先生二子背附而有才，伯曰文舉，訪余錢塘官合，知余嘗烹飪斷以為食者，出示近藁一帙，其言騁而不放，麗而不靡，敬朴而不野，刻雕而不鑿，蓋非徒文也，學廹于内而文達於外也，其用功亦不淺矣。序后为正文，卷端题“佩玉斋街稿”（OCR，当为“类稿”），署“元太常博士上元楊翮撰”。前20页可见《漢高祖論》《項羽論》《四誥諭》《張良論》《光武崙》《建德縣三皇廟碑》等篇。《漢高祖論》以“有取天下之才者不若有取天下之資，有取天下之資者不若有取天下之福”立论，比较項籍之才、秦皇之資与高祖之福，谓高祖以巨夫崛起之势，取天下之資不能如秦，取天下之才不能如項籍，然能一四海之區而遺子孫之利者，其福也；又述鸿门之危、荥阳之急，高祖几不免，而卒不死，盖天命所归，神明相之，人心与之，此秦项之所以不能拒、不能杀；末论高祖之生，母媪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交龙其上，遂有娠而产，及斩蛇大泽中，老妪哭言“吾子白帝子，今为赤帝子斩之”，故谓高祖其龙歟，宜其有九五之福。《項羽論》谓天下有可樂之勢，善取天下者樂其勢，非樂其勢，樂其機也；后世所恃以取天下者惟氣與力耳，苟即其力絕氣成之際一舉而掩收其功，則其事在我；項羽合諸侯之師，擁載萬之衆，非無其力，以崛起之銳而加以屢勝之鋒，非無其機，然而大事已集而復隕，天位可致而乃失者，以其有可乘之勢不能因其勢而乘之；当秦军既降、咸阳未屠之时，建大号、登大宝、号令诸侯、自立为天子，天下谁敢拒之，惜乎有可乐之势不能因而乘之；羽之心盖以为拔山之力、盖世之气可以常恃而久存，不知气穷则竭力穷则衰，而乱极则思定，于乱极凭定之际，吾之气与力不足用矣；惟羽一失其机，沛公遂得以因其势而有之，使天下后世皆得成敗立論，不亦惜乎。《四誥諭》论士有卒然而立天下之大功者，非负高世之重望不能也；汉高帝欲废太子而立赵王如意，吕后用张良计召四皓为太子客而太子之位遂定；此四人当秦之帝隐于山中，高帝欲致之而不能，太子侍宴而此四人乃从之，高祖一见则怪而问知其姓名则郁而喜，当是之时盖已格其易太子之心；故四人者不劳声色、不费说辞而卒能回高祖于偏爱之时，存太子于将废之顷，使其非有高世之重望章章乎其前，而欲其立如是之大功亦已难矣；及太子之位既定，则皆期期引去而不可留，来不知其所从，去不知其所往，观其所行，是岂贪冒无耻而苟以徼赏之所为哉。书中诸论多就秦汉之际历史人物与事件展开，以“才、资、福”“势、机、气、力”等范畴立论，文风谨严，长于排比辨析，体现元末明初古文创作面貌。版本方面，本书为钞本，卷首提要及虞集、杨维桢、陈旅三序保存，正文题署“元太常博士上元楊翮撰”，对考察《佩玉斋类稿》的成书、刊刻、流传及元末明初文人交游具有一定版本与文献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