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文忠公全集

《欧阳文忠公全集》为北宋欧阳修所撰诗文集，本次所见为明覆刻嘉靖丁酉（十六年，1537）吉安刊本前20页。源文件名标注“宋欧阳修撰、明覆刻嘉靖丁酉吉安刊本”，前20页并非直接进入诗赋正文，而是以序、记、像赞、本传、年谱等卷首文献为主，集中呈现此本在编纂和流传上的若干关键信息，为了解《欧阳文忠公全集》的版本面貌、欧阳修文集接受史及明嘉靖间吉安覆刻情况提供了较集中的材料。

前20页开篇为苏轼《居士集序》，署“门人朝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撰”，末署“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叙”。序文从孔子“天之将丧斯文也”、孟子“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说起，以文章之得丧与天、禹之功相配，批评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趣利，残民以厚主”，又论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五百余年后得韩愈，韩愈之后三百余年得欧阳子。序中称欧阳修“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并载“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乃次而论之”，以“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概括欧阳修文章，是研究苏轼文学批评与欧集传播的重要文献。序后附有校刻题识及异文注记，如“绵本作三年十二”“一作不可知其功”“一作纳练”“一有私字”“一有公字”“绵州重刻大秘本及眉州本皆无欧阳子以下十七字”等，可见此本在覆刻过程中对旧本异文有所保留和校记。其后又有周必大校刻记，说明旧本“第首尾浩博，随得随刻，岁月差互，标柱抵捂所不能免”，并称“其视旧本则有间矣”，又言“既以祷乡邦之关，亦使学者据旧鉴新，思公所以增损移易”，对考察《欧阳文忠公全集》的编纂层次和宋明旧本关系具有直接价值。

前20页还收欧阳修《集古录目序》，叙述“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以象犀虎豹、金玉珠玑、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刻石及汉魏以来桓碑彝器铭诗序记、古文籀篆分隶诸家字书为例，说明金石遗文“去人不远，其取之无祸”，却因“世之好者少”而散弃山崖墟莽；又称自己“性颛而嗜古”，凡世人所欲皆无欲于其间，故能得其所好，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莫不皆有，因石本轴藏，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先后，撮其大要别为录目，以与史传正其阙谬。序后又有记文述《集古录》成书八年、跋尾二百九十六篇、录目十卷等事，并附“右集古录序成于嘉祐末年”一段评述，讨论集古录目卷数、跋尾篇数及编次先后，可见此本将《集古录》相关序记附于全集卷首，便于读者了解欧阳修金石学著作的成书与编目。前20页另有像赞二首，分别署宋李端叔、宋晁悦之，赞欧阳修“贤哉文忠，直道大节，知进知退，既明且哲”“陆贽议论，韩愈文章，李杜歌诗，公无不长”等；又有《四朝国史本传序》，详载欧阳修家世、科第、仕履、谏诤、濮议、晚年致仕及卒谥，并及其子欧阳棐（字叔弼）事迹；最后为《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起真宗景德四年丁未，记其六月二十一日寅时生，大中祥符三年郑公卒于泰州军事判官，母郑氏年二十九携公往依叔父，贫无资以荻画地教公书字，大中祥符九年公年十岁在随家益贫借书抄诵，于州南大姓李氏子家得韩昌黎文六卷等。这些卷首文献将苏轼序、集古录序记、像赞、国史本传和年谱汇于一处，既具文集导读性质，也保存了欧阳修生平与著作的第一手叙述。

版本方面，本书为明覆刻嘉靖十六年吉安刊本，前20页可见异文校记、旧本牌记线索及周必大校刻记，说明其底本渊源与宋本、绵州本、眉州本等有密切关系；明嘉靖间吉安覆刻又使其带有明代刻书的地域特征。本书对研究欧阳修文集编纂、苏轼《居士集序》文本、周必大校刻活动、《集古录》成书与编目、欧阳修年谱及明嘉靖间吉安刻书均有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