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堂诗话

《岁寒堂诗话》为宋代张戒所撰，本次所见为清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活字印本前8页。卷端题“宋張戒 絳郡人”，正文为诗话体，逐条评论历代诗人诗作，涉及韩愈、柳宗元、韦应物、王维、白居易、元稹、张籍、孟郊、孟浩然、刘长卿、李商隐、刘禹锡、杜牧、李贺、王安石、黄庭坚、欧阳修、苏轼、杜甫、陶渊明等，内容丰富，集中体现了张戒的诗学批评观点。

开篇论韩愈诗，谓世人爱憎相过，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不爱者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张戒认为二家之论俱过。他称韩愈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畏可服。又引苏黄门子由云“唐人诗当推韩杜，韩诗豪，杜诗雄，然杜之雄可尤以兼韩之豪也”，以为此论得之。张戒进一步指出，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动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退之诗正与太白为敌，然二豪不并立，当屈退之第三。

论柳宗元诗，称“柳柳州诗字字如珠玉，精则精矣，然不若退之变态百出也”。他认为使退之收敛而为子厚则易，使子厚开拓而为退之则难，意味可学而才气则不可强。论韦应物、王维诗，称“韦苏州诗韵高而气清，王右丞诗格老而味长”，虽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无优劣；以标韵观之，右丞远不逮苏州；至于词不迫切而味甚长，虽苏州亦不及。论白居易诗，谓“白少傅诗格卑，虽诚有之，然亦不可不察”，元白张籍诗皆自陶元中出，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本不应格卑，但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比之吴融、韩偓俳优之词，号为格卑，则有间矣。若收敛其词而少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又引皮日休语，论乐天仕若不得志，可为龟鉴。

论孟郊诗，谓“郊之诗寒苦则信矣，然其格致高古，词意精确，其才亦岂易可得”。论孟浩然，引“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句，谓东野集中未必有；然使浩然当退之大敌，如长城然，联句亦必困。又引子瞻云“浩然诗如内库法酒，却是上尊之规模，但欠酒才尔”。论韦苏州律诗似古，刘随州古诗似律，大抵下李杜韩退之一等便不能兼；随州诗剖度不能如韦苏州之高简，意味不能如王摩诘、孟浩然之胜绝，然其笔力豪赡，气格老成，则皆过之，与杜子美并时，其得意处子美之匹亚也，“长城”之目盖不徒然。论张司业诗与元白一律，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但白才多意切，张思深而语精，元体轻而词躁；律诗虽有意味而少文，远不逮李义山、刘梦得、杜牧之，然籍之乐府，诸人未必能也。论李义山、刘梦得、杜牧之三人，笔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诗而不工古诗，七言尤工，五言微劣；虽有佳句，然不能如韦柳王孟之高致。义山多奇趣，梦得有高韵，牧之专事华藻，此其优劣。论杜牧叙李贺诗，称“骚人之苗裔”，又云“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张戒以为牧之论太过，贺诗乃李白乐府中出，奇谲怪则似之，秀逸夭拔则不及，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韵。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故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专以新意为工；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惟杜子美则不然，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故曰“吟多意有余”，又曰“诗尽人间兴”，诚哉是言。最后论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谓世儒解释终不了，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小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鲁直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鲁直专学子美，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岂可与鲁直诗同年而语耶。

综上，本次所见《岁寒堂诗话》以诗话札记形式集中评论唐宋诗人，既有对韩愈、杜甫、李白等大家的高下品第，也有对白居易、元稹、张籍、孟郊、孟浩然、刘长卿、李商隐、刘禹锡、杜牧、李贺、王安石、黄庭坚、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具体批评，并涉及“思无邪”“文质彬彬”等诗学命题，是研究宋代诗学批评、唐宋诗接受史的重要文献。本次仅见前8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