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窗纪谈

《南窗纪谈》为宋代无名氏所撰笔记杂谈，本次OCR所见为乌丝栏钞本前15页。卷端题“南窗纪谈”，署“宋无名氏撰”，版心可见“南窗纪谈”及卷次字样，说明此本虽为钞本，仍保留书名、卷次与版式标识。全书以条目连缀，不设明显篇目，内容涉及士大夫嗜好之害、唐宋人物轶事、典章制度沿革、诗文评论、书画考证、饮食风俗、科举旧闻及因果神异等，属于典型的宋人笔记杂纂。

从OCR可见条目看，本书开篇即论“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焉所被未有不為害者”，以房琯事为例，谓其平生自视甚高，然遇明皇逸志、巡幸温泉、广置百司区署，房琯时为给事中，诏总经度，驱山疏别，为天子髦观，作者认为此类事在當時“崔坚王琪杨慎矜之徒乃当任之”，而房琯“顾安而不为耻”，未必不出于本心，殆适中所好，故戒“可不慎哉”。又记徽宗朝有建言请毁艮岳以其地还民，方议具请，内出图本宣示宰执，吴元中观至佳处失声称善，徽宗顾笑曰“卿亦好此乎”，作者谓元中一时失言出于无心，于义未有所伤，但使在天宝间不知果能不为房琯。此条由房琯嗜好联想到徽宗艮岳，寄寓对士大夫玩好误事的警戒。

书中又有考据与见闻条目，如记蔡宽夫侍郎在金陵凿地为池，去土寻丈之下得一灶甚大，相连如设数釜，灶间有灰，又有朱漆匕箸，其傍皆蹙煢，初不甚损，莫测其故；后见诸郡兵火之后瓦砾堆积不能尽去，因集以为基址者甚多，作者由此推论金陵故郡自昔乱兵多，瓦砾之积不知几何，则寻丈之下安知非昔日平地。又引叶景修曰延祐戊午年王眉叟真人在清湖开元宫殿前立虞伯生所撰碑，先用木椿打入地，然后于上立石，及木椿打入地丈余不复可打，匠人掘示之下有地面及花台鱼池，与蔡宽夫事相同。此类条目可见作者对考古见闻、地层遗存与城址变迁的关注。

本书又多记文人事迹与文论，如称欧阳修虽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属稿，其不轻易如此，今集中所见乃明白平易若未尝经意，而自然尔雅非常所及，苏轼大抵相类；又称黄庭坚始专取古人才语以叙事，虽造次间必于工，遂以名家，士大夫翕然称之；又论唐时以书判殷科放士，皆习书，有晋宋余风，今世有唐人遗跡虽不知名亦往往可观，宋朝此科废，书遂无用於世，非自好者不习，故工者亦少，势使之然。又载欧阳修与石公操推官书，议其二石刻书字之怪，谓其欲为异以自高，并引石公操答书自解，谓书乃六艺之一，虽善如钟王虞柳不过一艺，吾所学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欧阳修复之曰周礼六艺有六书之学，其点画曲直皆有其说，今以其直者为斜、方者为圆，而曰我第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譬如设馔于案、加帽于首、正襟而坐然后食者，此世人之常，若纳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于案上、以饭实酒卮而食，曰我行尧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乎。此条保存欧阳修与石介（字守道）关于书法与道艺关系的论辩，具有文学批评与书学史料价值。

书中还载叶石林问徐惇济“自坡翁名思无邪斋、德有邻堂，而世争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常有是否”，徐答“非狮子吼寺乎”，叶笑曰“是也”，并述吴兴城南射村有寺号狮子吼，本钱氏赐名，宋因之；又载石林公为《春秋》书，其别有四：解释音义曰传，订证事实曰考，掊击三传曰谳，编排凡例曰例，又问“我之为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济曰“已尝有之”，举吴程秉逮事郑玄著书三万余言曰《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得无近是乎，石林公大笑。此条可见宋人笔记中关于堂名、书名的考据与谈谐。

此外，书中记韩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殚极精侈，性嗜鸽必白者而后食，或以他色给之辄能知其非，世以为异，作者引晋苻坚从子元朗国破归晋，司马道子为设盛馔极江左精肴，食讫问曰“关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盐味少生耳”，既问宰夫皆如其言；又有人杀鸡以食之，即曰“此鸡栖常半露”，检之皆验；又食鹅肉知黑白之处，人不信，乃记而试之无毫厘差，咸以为知味，与韩相白鸽事同。又论“丈人”本父友之称，不必妇翁，汉匈奴传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唐人尤喜称之，杜甫上韦左丞诗“丈人试静听”，又有“丈人屋上乌”，而不闻杜公为韦之婿；柳子厚记先友韩退之一也，至与之书乃称“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齿相近乎；近来不问行辈年齿泛相称呼必曰丈，不知起自何时，至于侪类相狎则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于轻侮。此条对“丈人”称谓的历时考察，可见宋人笔记的考据趣味。

书中又记父子守旧治为盛事，引李德裕献替记称开成二年自浙西观察授淮南节度，本朝二百余年未尝有自润州迁扬州者，况两地皆是旧封信，怀荣感，盖其父吉甫亦尝领扬润故也；本朝如此者亦有之，多见于谢上表启，如绍圣中欧阳叔弼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旧治也，谢宰执启云“惟近辅之名邦，实先人之旧治，高城不改，自疑毕表之归；老吏几稀，尚守朱门之旧，追怀今昔，倍剧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会稽，其父思之旧治也，谢表云“惟昔先臣再临东越，岂期暮齿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犹有奉尝之旧，恬杰家法自怜孝谨之衰，敢不慰问耆年，随观谣俗，无忘遗爱之厚，永念教忠之余”。此类条目保存宋人谢表文字与仕宦家族旧治佳话。

书中制度考证条目亦多，如论“凡以节度使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并谓之使相”，唐制皆佥敕，五代以来不预政事，敕尾存其衔而不佥，但注使字；汉初有假左相曹参之徒尝为之，皆以将军有功无以复赏，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唐以来使相之比；汉殇帝延平元年以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之名起于此；魏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盖亦姑使其仪秩得视三公，是亦假丞相之类；晋以来左右光禄大夫开府者为文官，骠骑车骑将军开府者皆为武官，宋齐以后循之不改；唐初以为文散阶，虽三公三帅亦必冠以此号；李涪著《刊误》尝非之，宋因唐无所革，元丰官制既罢同平章事，遂以节度使皆开府为使相，正合创名之意，而文臣寄禄官亦存之，然无生为之者，惟以为赠官。又论“特进起于西汉，凡诸侯功优朝廷敬异乃赐之位，特进位在三公下，故曰特进”，成都侯王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如将军，后汉邓禹列侯就第特进奉朝请，是特引见之称，无官秩定礼，魏晋以后皆有之，唐以文散阶，元丰官制以为寄禄官，亚开府。这些条目对唐宋官制、使相、特进、仪同三司、开府等名号源流有所梳理，具有制度史参考价值。

书中又载吕文穆参政余庆与其弟正惠丞相皆晋兵部侍郎琦之子，自五代至宋至道中父子兄弟相继居显位，而家无余财，居无别业，平日俸赐多以赈施中外，随手而尽，家人尝诉日用乏绝，正惠公曰“过得三日则便营三日生计，如是足矣”。又载吕申公为颍州通判，欧阳修为守，素不以文靖为然，及与其子为僚，见其学识已改观矣，时刘原甫、王深甫皆寓都下，四人日相从讲学为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题赋诗，申公得琼木壶，其辞曰“天地产众材，匠者为之智，梁栋与楹杙，小大无有弃，方者以矩度，员者中规制，嗟尔木之瘿，何异肉有赘，生成拥肿姿，难取类绳墨，所不施钩绳为尔废，大匠睨而往，渊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功，而终不朽器，刳则虚其中，朱漆为之饰，斟浆挹酒醴，施用惟其利，牺象非不珍，金罍岂不贵，幸因左右容，反见谓奇异，人之才与性，未直远于是，性虽有不善，在教之操砺，才无不可用，在上所错置，饰陋就其长，皆得为良士，执一以废百，众工何有备，是惟圣人心，绝通天下志”，欧阳公称赏以为有宰相器。此条保存吕公著（申公）咏琼木壶诗及欧阳修评语，对研究宋诗与人才观有参考价值。

书中还载饮茶起源考证，谓“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事见洛阳伽蓝记，非也”，引《吴志·韦曜传》孙皓时每宴飨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饮酒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所饮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或裁减，或赐茶即以当酒，如此言则三国时已知饮茶，但未能如后世之盛；又谓唐人所饮不过草茶，但以旗枪为贵，多取之阳羡，犹未有所謂腊茶者，今建州制造日新岁异，其品之精绝者一饼直四十千，盖一时所尚，故豪贵竞市以相夸。此条对饮茶史、贡茶与建茶品尚有参考价值。又有“客至即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然自官府下至闾里莫之或废”，武臣杨应诚独曰“客至设汤是饮人以药也，非是”，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渍橙木瓜之类为汤饮客，或者效之，作者谓客坐既久恐其语多伤气，故其欲去则饮之以汤，前人之意必出于此，不足为嫌。此条可见宋代茶汤待客风俗。

版本方面，本书为乌丝栏钞本，卷首及卷中见钤印图像多处，版心可见“南窗纪谈”及卷次字样，具体钞写年代、钞写者及递藏源流，本次OCR未见明确记载，待考。该本对研究《南窗纪谈》的版本流传、宋人笔记的钞本形态、宋代制度故实与士人生活均有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15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