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气集

《脚气集》为宋代车若水所撰读书札记与经史杂考笔记，本次所见为明万历间（1573—1620）绣水沈氏尚白斋刊本前20页。卷端题“宝颜堂订正玉峯先生脚气集卷之上”，署“天台车若水清臣 辛 华亭仲醇陈继儒同校 绣水君实李日华同校”，可知此本经过晚明著名文人陈继儒、李日华校订，并冠以“宝颜堂订正”之名，具有晚明丛书刻本的特征。书名“脚气集”颇见别致，或为作者自谦札记琐碎、如脚气之疾缠绵不去之意，OCR未载书名由来，待考。

前20页为卷上正文，条目式札记，内容广泛涉及经史考据、诗文评论、名物制度、人物议论和学术辨疑。开篇引潘默成《磨镜帖》，以“昏镜喻书，磨镜药喻读书”为说，谓“当用此药揩磨尘垢，使通明莹彻而后已；倘积药镜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反为镜之累”，并由此批评“托儒为奸者曾不若愚夫愚妇”，可见作者重实修、反空谈的为学取向。其后论孟子劝诸侯为王，谓“夫子诛诸侯无王，孟子劝诸侯为王，诸儒安得无疑”，但作者认为孟子之意在于乘时君趋向而劝行王政，“要行王政，须从理义做来，自农桑上做家计起”，使“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斑白不负戴于道路”，如此则“尊周之理便在此”，并非教诸侯僭王。又论晋承曹魏之后，“二三百年无公论”，故诸葛亮、孔北海之徒每遭诋议，“有善则没之，如取刘璋事埋没来历，后又只说孔明不是”，对乡邦先贤深致不平。又记李文靖公宗勉守台与陈文逸民饮玉霄亭上，忽移过君子堂，曰“此间不如玉霄之爽”，文靖曰“下面人家掷骰赌博，笔注喧哗，姑避之”，并谓“寻常事至而应，不要先有心”，以见其持敬应事之道。又评东坡说蔡琰《悲愤诗》非真，而《胡笳十八拍》乃隋唐衰世之人所作，文辞可见，晦庵乃以为琰作，何也。又考《尧典》“克明俊德”，孔氏注以为贤俊，《大学》“克明俊德”康成以为大德，“大德在我，方合自明之意”，引《大戴礼》“正月时有俊风，俊者大也，大风南风也”，以证“俊训大”。又评唐明皇天宝之事，诗人极其形容，如《长恨歌》全是诩笑君父，无悲哀恻怛之意，《连昌宫词》差胜，故东坡喜书之；杜子美《北征》“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竞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有诛褒妲”，读之使人感泣，有功名教。又论《桑中》等篇，朱子《诗传》之说已当，先曾与东莱议论，东莱力以为诗人所刺，晦庵辨之不信；作者先祖论“圣人不应收此邪诗于三百篇”，则邪诗之说先祖固言之；又谓“今永嘉谓山歌为邪诗，周道衰，纲常毁败，淫靡胥沦，正声不发于人心，而邪诗充悦于人耳，咏之愈多，传之愈广，夫子删其芜秽，笔之简册者皆正诗也”，而邪诗“习熟于时人之口耳，布传于室家之简册者犹在天下，夫子岂能删之哉”，故“诗之三百大抵不全，取天下口传之诗以补秦火之余，非夫子所删三百之全文也”。又论《家语》虽俚伪杂揉，犹是当时文字，去圣人未甚远，不比《孔丛子》句句伪；引《家语》载周公冠成王命祝雍作颂及《大戴礼记》《仪礼·士冠礼》相证，以见古礼传流之迹。又引永嘉郑伯谦论《天官》之职自玉府内府而下今皆收入内藏库，自宫人掌舍以下今皆收入修内司，自医师食医以下皆入御药院，自膳人庖人而下皆入御前供奉，感叹“自汉晋以后，先王所以招使士大夫在宫内者稍稍推出，却将天子服食掌于外朝者稍稍引入”。又辨“任重而道远”之“任”当读平声，引《孟子》“门人治任将归”为证，谓“任重是治任之任，仁以为己任则是任天下之重之任，任却作去声”。又引潘子善诗、戴正子先公诗，称其“幽栖才一室，意足便为安”之句佳，感叹“今人只识花言秀语便相传讽佳句，岂知此哉”。又论“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引胡文定说而辨其“罪孔子者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为非，谓“圣人岂顾乱臣贼子之戚哉，知我罪我皆说后圣”。又评沈继祖丑诋晦翁以求官爵自不足道，李果斋作年谱备载之，谓削之反涉忌讳，作者以为不然，引汲冢书“舜囚尧、禹放舜”之类，谓“千载而下忽然有个轻薄子如刘知幾者出来与之敷演，虽曰无伤于日月之明，然害理不少，害人心不少”。又引东坡论画竹“必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称“此语甚妙，岂但画竹”。又论“天地本黑也，以目为光；本寒也，以日而暖；日入则复黑，日远则复寒矣”。又辨胡氏谓周之至德不但称文王亦祚武王，作者以为“三分天下有其二”谓人心归之，非割据之比。又论《孟子》集义章，批评先儒被孟子说揠苗处多了，将谓是告子助长，而告子正是不曾集义，惟恐助长，“只待义自外来袭”；孟子“必有事了方说勿正，勿忘了方说勿助长，耘苗了方说揠苗”，次第甚明，但说揠苗处详，人遂谓孟子以揠苗之戒为重，掉了告子真病。又论“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此为告子求不动心之法，孟子则不然，“不得于言必求于心，有得于心不求于气”，终而至“诐淫邪遁开口便觉”，则告子之说不不足道。又论濂溪不言知格，径说“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其上皆知格也，“定之仁义中正则着实，主静则立本”。又论“四子言志”，引伊川“子路之志亚于曾点”，朱文公谓“求赤皆退让，却因见子路被哂后如此，到底子路是真”，作者称“斯言尤为著明”。又引友人王贲字蕴文之说，谓“惟求则非邦也欤”以后皆圣人之言，非曾皙之问，作者以为“此语确然可信”。又论“虎狼之父子只有母子无父子”，谓“兽知母而不知父，父亦不能知子，但其母见从他身上出来，自惜”。又辨《诗》“王于出征”之“于”为语助，引《左传》楚自克庸以来其君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于胜之不可保”为证。又论自汉高祖自为新乐，于是二南雅颂不复有人习，惟制氏能知雅音而不通其义，古音浸亡；魏武平刘表得汉雅乐，即惟知《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明帝太和末又亡其三，惟《鹿鸣》尚存，至晋而《鹿鸣》亡矣，“只有文在方册中，无其声矣”，文中子援琴鼓《荡》之什，盖妄言也。又论《太宰》以九职任万民，“无一人游手，无一人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此父兄便是前辈长上。又比较汉高祖不读书而其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及“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焉所施”，与陈后主“秋风动竹，烟水惊波，几人樵径，何处山河，今时日月，宿昔绮罗，天长路远，地久云多”，谓“亡国之音与兴国自别”。又论曾子“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便与颜子不同，“颜子自反而缩也不往”。又引刘漫塘云“向在金陵亲见小民有行院之说”，如有卖炊饼者自别处来，未有其地与资，而一城卖饼诸家便与借市，某送炊具，某贷面料，百需皆备，谓之“护引行院”，无一毫忌心，“此等风俗可爱”。又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不独是将尧舜来证性善，正是将尧舜望天下之人。又论《礼运》首章载孔子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至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始以城郭沟池为固、礼义为纪，禹汤以后六君子皆由于此；作者以为“不知自有天地便有五行，便有礼义，鸿蒙之世人未甚觉知，伏羲尧舜有作，天叙天秩始焕然于天地之间，后来六君子因修而用之”，批评“离礼义以言道，是老子之言也”。又论“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便是尧舜气象，“生者得其所以生，死者得其所以死，便是尧舜之民”。又评赵几道说“诚无为，几善恶”作图，以“恶是诚之庶孽，善是宗嫡”，友人沈可亨疑之，作者以为“此疑甚善”，并论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只是至善”，发而中节与不中节“不是这中先生个中节，旋生个不中节，如水之清，有以浊之，不是当初带得这浊来”。又论“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是圣人之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非圣人之言，是后人发明因而以为圣人之言；二王后安得有郊，周既改物，禹汤便不配天。又论春秋时吴越分界自在今日嘉兴之境，“春秋于越败吴于隽里，隽里乃越地，正嘉兴也，钱塘江乃是越地，吴投子胥于江，何曾是钱塘”，今乃谓潮头为子胥怒潮，吴山祀子胥，“王不安正”，荆公碑亦说错；五代僧钱塘诗云“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不知界至。又解曾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集注云“终者人之所易忽，亲终之时，痛苦哀迷，则于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者，必有精神不到照管不及者矣”，作者谓“此忽非轻忽之忽，乃楚辞荒忽之忽，当此之时，须当加谨，无一毫可悔，是谓谨终”。又论《禹贡》载四海九州无限路程不误一字，孟子说两句便有一句误，“排淮泗而注之江”，当时淮未曾通江，后来吴王开邗沟然后通江，“纪载与议论不同，议论得实固好，若误些少不以文害辞，主意不在此句；纪载则不可”。又论“下有贵物乃不如贱者”，如海菜以紫菜为贵，海藻次之，苔为下，而紫菜爽口乃发百病，大菜病又可食，苔之好者真胜前两菜且无查滓，本草谓其能消食，“贵公子只是吃贵物”。又引伊川“《春秋》所书事同则辞同，然有事同而辞异，书盖各有义，非可例拘也”，称“真至言也”。又论“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与“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意，圣人此说甚多，“不知而作”与诗人“吾岂不知而作”不同，乃“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意。又论《周礼》冬官不亡，散在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引金叔明作《周礼十疑十答》，授以俞氏《复古编》，《复古编》著冬官不亡，将《周礼》旧本再一证之；董华翁又辨《复古编》之不可凭，此是忠厚不欲轻动古书之意；后来会叔明云《复古编》甚是，又与考有一证据甚佳：“周官三百六十，今已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岂可谓冬官亡也”；作者谓“冬官之不亡，只可说数句证以地官，使人自晓自推足矣”，批评俞氏“乃断定拨置此在天官，此在地官，此在某官，以二千余载以下之凡夫而妄意圣人之述作，其不审如此”。又辨“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蔡《书传》以为建寅之月，张主一《春秋传》引《书叙》“一月戊午”以为建子之月；程子《春秋传》“春王正月，正月非春，假天时以立义”，此说至正，张主一乃以为非，又云“天统建子之月，阳气潜萌于黄钟之宫，此天之所以为天而万物之所由生也”，作者谓“正不必如此巧说”。又论汉时士大夫奏事宫中要便入来，只是不到后庭，所以公孙弘燕见武帝或时不冠，又不冠不见汲黯，此犹是《周礼》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疏，后来门禁森严，全隔绝矣，“于是亲宦官宫妾之时多，亲士大夫之时少”。总体而言，本书以札记形式广论经史、诗文、礼制、名物、学术流派及社会风俗，既有对经典文本的细读辨析，也有对历史人物和学术公案的评论，体现宋代学者博洽好思的学风；明万历间绣水沈氏尚白斋刊本及陈继儒、李日华同校，又可见晚明“宝颜堂”系列丛书对宋人笔记的整理与传播。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