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明书

《兼明书》为五代丘光庭所撰考证类笔记，本件为明末刊本，本次OCR仅提取前20页。卷端题“兼明書卷一”，下署“宋丘光庭著 張遂辰閱”，正文按“諸書”“周易”“尚書”“毛詩”等类目编排，以条目形式考辨经史旧说，先列前人成说，次以“明曰”申述己见，体例严谨，考证多引经据典，兼及小学、礼制与典章制度。前20页所见卷一、卷二部分内容，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

一是关于三皇五帝与帝王名号的考辨。卷一“三皇”条列举郑康成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孔安国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丘光庭认为女娲、燧人、祝融“经典未尝以帝皇言之，又不承五行之运”，唯孔安国之说为长。“五帝”条辨析郑康成、司马迁、孔安国诸说，认为司马迁遗少昊而收黄帝“疏略”，孔安国“精详可为定论”。“皇帝名义”条驳郑康成以星象释皇、帝，主张“皇者皆天德也”，皇、帝皆法天为名。“放勋重华文命非名”条据《尚书》经文及孔安国传，论证放勋、重华、文命皆指功德而非尧、舜、禹之名，驳司马迁《史记》以之为名之非。这些条目体现了丘光庭尊孔传、重经文内证、反对凿空附会的考证方法。

二是关于五行、社稷、土牛等礼制名物的考辨。“五行神”“五行配”条引《左传》昭二十九年蔡墨语，辨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神与重、该、修、熙、黎、勾龙等人的配祭关系，驳郑康成以黎兼后土、孔颖达徇而从之之失。“社神”“社位”“社名”“社配”“社日”“社始”“社树”诸条，考社为“所在土地之名”，非仅五土之神；辨社稷在门东、宗庙在门西，取“社稷所主之祀东方阳之发生，宗庙在死人之祭西方为阴”之义；释社字从示从土、“合其字从氏其音为社”以神明土地之道；考社祭用戊日不用甲日，取“戊属土”“甲属木”之义；论社树各随其地所宜，宰我“使民战栗”之说失其义。“稷神”“稷名”“稷配”“稷日”“稷始”诸条，驳郑康成以稷祭原隰之神，主张稷为百谷之长，举其长以等之，配以后稷周弃。“土牛义”条考月令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本无彩色，后世加彩并杖打春牛皆失古意，并引开元礼新制及汉晋旧仪证之。“大酒乐”条辨乡饮酒礼堂上堂下之乐，堂上歌者在上、匏竹在下，今州府贡士陈乡饮酒“尊卑无别”，有司不辨等级。这些条目对研究唐宋礼制、社稷祭祀、月令农事及乡饮酒礼的流变具有参考价值。

三是关于文字、隶书起源的考辨。“文字元起”条引《山海经》凤凰首文背文及韩诗外传、管仲对齐桓公语，论证文字之兴远在苍颉之前，苍颉非文字之始。“隶书所始”条引《左传》史赵算绛县人年“亥有二首六身”及郦道元《水经注》临淄古冢铜棺隐起之文，论证隶书兴于周代，程邈非创造者，乃“擅其名”而已。这些条目对研究汉字字体演变与早期文字传说具有参考意义。

四是关于《周易》《尚书》《毛诗》的经义考辨。卷二“周易”类有“云从龙”条，驳“龙吟云起、虎啸风生”之说，主张风云为天地阴阳之气交感而生，龙吟虎啸乃“云将起而龙吟，风欲生而虎啸”；“莧陆”条以莧、陆为二物，辨王弼、子夏传、马郑王肃诸家以莧陆为一物之误；“密云不雨”条论阴阳二气均则能雨，小畜不雨为阴气少，小过不雨为阳气少；“天地氤氲”条主张氤氲为“未散之名”，其气结于黄泉，非天中之气；“枢机”条辨枢为门关非户白，驳孔颖达之说。“尚书”类有“三江既入”条，主张三江之水入海然后平陆出、震泽致定，取郑玄说而驳孔安国；“包匦菁茅”条以菁茅为三脊之茅，驳孔安国以菁为蔓菁、可為葅之说，取杜预说；“血流漂杵”条以杵当为杆（楯橹）之误，引《诗经》“公侯干城”及《汉书》“血流漂橹”证之；“周康王名”条考钊当音枭，非昭，辨今人误读。“毛诗”类有“序”条，据《郑风·出其东门》序与毛传意不同，论证诗序非毛苌所作；“沈朗新添”条驳大中年间毛诗博士沈朗进新添毛诗四篇、欲置关雎之前的主张，认为“关雎居先不可易”。这些条目展示了丘光庭在经学、小学方面的深厚功力与独立见解。

版本方面，本件为明末刊本，具体刊刻年代、刊刻者及刊刻地尚待结合牌记、卷末及馆藏著录核定；卷端题“宋丘光庭著”，与通常著录为五代人不同，或为明人追题，需进一步核考。文献价值上，本书可资研究晚唐五代经学考证、礼制名物、文字学及《周易》《尚书》《毛诗》学，对了解唐宋之际学术转型与考据方法亦有参考意义。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