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

本书为《商君书》，战国商鞅撰，清严万里校，王云五主编，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商务印书馆发行。卷首有严万里《商君书新校正序》，末题“乾隆五十八年岁在癸丑仲冬月吉书”。序文首先考订篇卷，称“商君书二十九篇，今二十六篇，又亡其二，实二十四篇，旧刻多舛误不可读”，严万里参稽众本、旁搜群籍，勘正纰缪，疑其不可考者，然后“焉马鲁鱼十去三四”，缮写一编。序中借《史记·商君列传》所载商鞅初见孝公语未合、先说帝道王道而不用，批评商鞅“实帝王之罪人”，认为其书所言“王者刑九赏一”“六虫者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国有十二者必贫至削”，是“直与帝王之道为寇雠”，并指出商鞅以告讦、连坐、农战束缚驰骤其民，收富强之实而不顾元气尽削，终致秦“瓦解”；但严万里又认为此书自汉志以来著录已久，校正之可使后世君臣读之“谈虎色变”，则“鞅之毒输于秦而功及于后世为不少矣”，故仍予校订。卷首又有《商君书附考》，引《史记·商君列传》太史公曰、《汉书·艺文志》、《诸葛亮集》先主遗诏、《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司马贞《史记索隐》、《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周氏《涉笔》、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考订《商君书》篇卷存佚及历代著录。严万里案语称“隋唐志及唐代注释家征引并作商君书，不曰商子，今复其旧称”；又称“余得元镌本，始更法止定分为篇二十六，中间亡篇二：第十六、第二十一，实二十四篇，与今所行范钦本正同；后又得秦四麟本，颇能是正谬误，最为善本，其篇次亦同”，并据以录总目冠诸卷首。总目列更法第一、垦令第二、农战第三、去彊第四、说民第五、算地第六、开塞第七、壹言第八、错法第九、战法第十、立本第十一、兵守第十二、靳令第十三、修权第十四、徕民第十五、刑约第十六篇亡、赏刑第十七、画策第十八、境内第十九、弱民第二十、□□第二十一篇亡、外内第二十二、君臣第二十三、禁使第二十四、慎法第二十五、定分第二十六。正文本次可见更法第一、垦令第二、农战第三、去彊第四。更法篇记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商鞅主张“疑行无成，疑事无功”，认为“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惊于民”，“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主张“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甘龙反对，称“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杜挚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反驳“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孝公称善，遂出垦草令。垦令篇列“无宿治”“訾粟而税”“无以外权爵任与官”“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废逆旅”“壹山泽”“贵酒肉之价，重其租”“重刑而连其罪”“使民无得擅徙”等二十余条，每条以“则草必垦矣”结。农战篇论农战为治国要务，批评“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主张“作壹”于农战。去彊篇论“以彊去彊者弱，以弱去彊者彊”，主张重罚轻赏、刑九赏一等。本书为法家重要文献，经严万里校勘，附历代著录考证，是研究商鞅思想、秦制与法家学说的重要文本。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