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同书

本书为唐罗隐所撰《两同书》，明万历间（1573—1620）绣水沈氏尚白斋刊本。此次提取前20页，内容为全书前五篇完整文字及第六篇开篇，卷端题“唐罗隐著，武林徐仁毓阅”，可据以了解本书的作者、篇目结构、思想内容与版本形态。

《两同书》共十篇，前十篇目依次为：贵贱第一、强弱第二、损益第三、敬慢第四、厚薄第五、理乱第六、得失第七、真伪第八、同异第九、爱憎第十。每篇皆以“夫”字起论，围绕一对看似对立而实可统一的范畴展开辩证论述，故名“两同”。本次前20页所见前五篇及第六篇开篇，已可充分呈现本书的核心思想与论证风格。

《贵贱第一》从“一气所化，阳尊而阴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谈起，认为龟龙、麟凤、金玉、芝松各以殊致为众物所重，而“万物之中唯人为贵”，人中有明圣之才者居亿兆之上则为君长。但作者随即指出，处君长之位者若无德可称，“则其贵不足贵也”；居黎庶之内者若有道可采，“则其贱未为贱也”。以殷纣居九五之位而孔丘为鲁国逐臣、齐景有千驷之饶而伯夷为首阳饿士为例，说明“贵贱之途未可以穷达论也”。篇末归结于“人主所以称尊者，以其有德也”，引《易》“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强调修德守位，虞舜微而终有天下，夏桀盛而竟罹放逐，胡亥笑尧禹之陋而地分灞上，说明“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岂皇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

《强弱第二》提出“强不自强，因弱以奉强；弱不自弱，因强以御弱”，认为强弱相制乃自然之理，但所谓强弱“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以金至刚而折之不可续、水至柔而斩之不可断为喻，说明“水柔能成其刚，金刚不辍其弱”。又举晏婴侏儒而为齐国宰臣、甘罗童子而为秦国良相，侨如大人而鲁人椿其喉、长万壮士而宋华醢其肉，说明“智不足以全身”者虽壮勇而无用，“谋可以制一国”者虽幼弱而有力。篇末以纣能索铁而天下惧之如虎狼、尧不胜衣而天下亲之如父母作比，强调“德者兆庶之所赖也，力者一夫之所持也”，引《老子》“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作结。

《损益第三》论“万姓所赖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资乎万姓”，以“万姓为天下之足，一人为天下之首”为喻，说明君民相依之理。篇中提出“益莫大于主俭，损莫大于君奢”，认为俭主之理则天下无为而万姓受其赐，奢君之理则天下多事而万姓受其毒，其害甚于豺狼。又以剖腹啖口、温踵动心为喻，说明“损己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益己以损物者物既损矣而物亦损之”，以尧舜成上圣、癸辛陷下愚为证，引《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作结。

《敬慢第四》论礼之敬慢。认为远古人心混沌，后代圣人“道之以礼乐，教之以仁义，然后君臣贵贱之制坦然有章”，而“礼之所先莫大乎敬，礼之弊莫甚于慢”。以敬事天则神降、以敬理国则人和、以慢事天则神欺、以慢理国则人殆为论，举文侯式干木之闾、昭王筑郭隗之馆而群才必至，齐桓有葵丘之骄、汉祖轻过赵之骂而诸侯不附，说明“敬人者不必自贱，盖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增贵，适足怨其人也”。篇末引田子方对富贵骄人之问，说明“以贵下贱，大得人也”，引《老子》“后其身而身先”作结。

《厚薄第五》论养生厚薄之理。以松柏有凌云之操而壅以粪壤则速朽、冰雪无逾时之坚而藏于阴井则遐延为喻，说明“寿之有长短，由养之有厚薄”。批评信陵、孝惠“为纵长夜之娱，淫酒色之乐，极情肆志”，虽自厚而卒逢夭折；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虽自薄而克保长久。篇中提出“外物者养生之具也，苟以养过其度，则亦为丧生之源”，以火之宜膏、水之宜水为喻，说明“以有限之性命逐无穷之嗜欲”之困。引《易》饮食之节、《礼》男女之际，举仲尼渴而不饮盗泉、子公染指以求羹、柳下惠同寝不乱、华父危身窃色等例，说明“贞滥有异，厚薄不同”。末以“内宝神气，外损嗜欲”为养生之要，引《老子》“外其身而身存”作结。

《理乱第六》开篇论“家国之理乱在乎文武之道”，认为“文以致理，武以定乱”，但“文虽致理不必止其乱，武虽定乱不必适其理”，故“防乱在乎用武，劝理在乎用文”。以汉祖矜陆贾谕以为学、鲁公赴会仲尼请其设备为例，说明文武不可偏废。又批评始皇筑长城修战伐而陈涉乘其弊、王莽构灵台兴礼乐而圣公收其利，说明“强名”与“夸饰”皆足致乱。篇中提出“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简易；简易则易从，将有耻且格；武者示人有备，必在乎恬淡；恬淡则自守，恒以逸而待劳”，认为“化行而众和，战利而寇息，然后澄之以无事，濡之以至仁”，此圣主所以得其理。又指出文武之道亦可为乱天下之具，章邯以军旅分秦地、田常以仁义篡齐国，说明“有理不能无其乱，唯人主之所制”，引孔子“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作结。

版本方面，本书为明万历间绣水沈氏尚白斋刊本，卷端题“唐罗隐著，武林徐仁毓阅”，正文每篇完整，篇目清晰，可据以考察《两同书》在明代的刊刻流传、版式面貌及校阅情况。罗隐《两同书》以辩证视角论治国修身之理，融合儒道思想，文风犀利简劲，是晚唐子部思想著作的重要代表。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