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後录

《近思後录》为南宋末年建安曾氏刊本，本次所见为前20页。总目列十四卷，依次为道体、论学、致知、存养、克己、家道、出处、治道、制度、事理、教人、警戒、异端、气象，末题“近思後錄總目終”。总目前见“癸巳”字样，或与刊刻、校刻年份有关，具体待考。正文卷之一为“道体”，卷之二为“论学”，卷端未题撰人，而以辑录诸家语录并附评语的方式展开，体例上近于《近思录》一类理学选辑之书。

卷一道体围绕性、命、鬼神、仁、忠恕、道体、诚、性善、气质之性、浩然之气等范畴汇集诸说。范内翰曰“性者天所賦於人，命者人所受於天”；吕正字以气、魄、鬼神立论，称“人亦鬼神之會爾”，并谓鬼神“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晦庵先生评此说“甚精”。谢上蔡论鬼神，谓“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妙理在若有若無之間，又谓“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晦庵先生以气之已散者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相发明。论仁一节，以心有所覺謂之仁，以草木五穀之實取名於生，以四體偏痺爲不仁，说明知覺與生之意，晦庵先生则辨“以知覺爲仁則是以智爲仁”，强调“仁然後有知覺”。书中又引“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诸家以道体无所不在解之，晦庵先生辨析谢氏之说，谓子思引诗“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专指鸢鱼而言。忠恕之论亦为卷一道体重点，谓“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以天地之理观忠恕；又引明道先生答“如何斯可謂之恕心”，以“天地變化草木蕃”与“天地閉賢人隱”喻充广与不充广，晦庵先生指出谢氏所论忠恕“獨得程子之意”，并辨天地之不恕非如人之閉於私欲。此外，游察院以“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论天地，杨龟山以“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率性之謂道，離性非道也”论性命，又论气禀不同而本无不善，以水清沙浊喻气质之性；和静论浩然之气为“天地之正理，吾之所固有”，主张养志、直内、主一、勿忘勿助长；又有“心曰性曰天，一理也”“性之動便是情，主宰處便是心”“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誠者誠也，充塞乎上下，無物可間者也”等条，涉及理气、道器、诚、忠恕等理学核心命题。卷末又论“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以忠恕相即收束。

卷二论学，首引吕侍讲“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谓气象好时百事是当，气象见于词令容止、轻重疾徐，不惟分君子小人，亦关贵贱寿夭；范内翰谓“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又论与贤于己者处则自以为不足，与不如己者处则自以为有余，自以为不足则日益，自以为有余则日损。书中引“明道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观天、俯察地，谓天地之所以然者诚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参合无间，纯亦不已；又论君子之学“自明而誠”，明则能择，诚则能守，能择知也，能守仁也，以颜子为能择能守之例；晦庵先生评吕氏此数言“親切確實，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但谓“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义未安。论学诸条又及“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誠即天道也”“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以择善固执、学问思辨、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说明变化气质之功；论尽性则谓“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由尽人之性推及尽物之性，以赞天地之化育；论“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学破愚、力行忘私、知耻起懦；论为学次第，谓“必先博學窮大，必先執中致一，必先合兩用權，必先反經”，否则识蔽于小、心陷于大、守固而道离、失守而道穷。书中又引谢上蔡“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以及“時習者無時而不習”“禮者攝心之規矩”“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等条，皆围绕论学、存心、克己、义利之辨展开。卷二末见谢上蔡与胡文定手柬，论“承進道之意浸確”及儒释之辨，后续内容待补。

本书以十四卷分类纂辑诸儒语录，每类之下汇集多家之说，并附晦庵先生评语，既保存了南宋理学诸家论道体、论学的言论，也呈现了编纂者对诸说的取舍与辨析。其分类方式、引书体例和评语形式，对研究《近思录》系列文献的编纂流传、南宋理学思想的传播以及建安地区刻书事业均具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