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事笺

《汉唐事笺》是元代朱礼所撰的一部政典类笺注著作，前集十二卷、后集八卷。本次OCR前20页保存了阮元提要、谢升孙序、前集目录及卷之一正文，是了解该书内容、体例和版本的重要材料。

据阮元提要，该书“论汉唐政典，凡食货、职官、礼乐、兵刑，穿穴三书，参稽六典”，属于“实是之学”，没有芜蔓之辞。阮元特别指出，其论二汉之事往往有微言精义，可补颜师古、李贤二家注义之所未及；至于李唐典制，则“但取新书，不取旧书”，原因是“新书纪传不及旧书之详，表制则新书详赡，旧书太略”；书中论礼专论大经大法，以表志为则，并非不用旧书。阮元称其“持议平允，措词尔雅，无繁冗简陋之弊，学识在郑樵之上”。提要还举其论太初算术为例：司马迁与邓平同定其法，当时以为最密，而《史记》反去太初日分之术而用古法九日四十分；据《汉书》太初术建星进退于牵牛之度，知太初术疏而不密，故史迁有意不用其法，而淳于陵渠“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之说为附下罔上；儒生读史汉者皆习焉不察，而朱礼能详言之，可称“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段提要不仅揭示该书博通汉唐制度，也显示其兼具史事考证和历法辨析的特色。

谢升孙序作于元至正元年孟秋，称“汉唐事笺吾友朱君所作也”，谓其书于“沿革废置、损益更张、纤悉节目有关於治体者，罔不领举而纲提，并包而囊括，溯流寻源，随事笺注，悉有依据，一览之馀，了然在目”。序文强调是书非徒通古，而是“学优而仕、辅世长民之道举不越是”，有志于斯世者若能“鉴汉唐之迹而隆万世之规”，则此书之传“不为纸上语”；因此“不敢终秘，用锓之木以广其传”。据此可知，该书最初在元至正年间已有刊刻，谢升孙序即为其刊传而作。

前集目录显示，全书按专题分卷，内容涵盖汉唐政治制度与政务的诸多方面。卷之一列宰相、三公、台谏、官制、大司农、国史、爵禄、封侯等；卷之二列食邑、节俭、救弊、政令、用人、流品、纳谏、禄、官制、封侯等；卷之三列朝仪、储贰、集议、礼、乐、郊祀等；卷之四列辟除、迁转、荐举、考课、决狱、屯田、马政、盗贼等；卷之五列水利、边防、选将、儒将、赋兵、士兵、京师兵等；卷之六列环卫、军赋、兵权、战地、兵法、奉使等；卷之七列兵器、役法、遣使、内外、奏荫、杂流、学校、久任、经籍、科目等；卷之八列隐逸、贤良、养材、气节、士风、励俗、朋党、豪杰等；卷之九列监司、郡守、顺时等；卷之十列盐铁、酒酤、漕运等；卷十一列风俗、赃吏、翰苑等；卷十二列服色、车舆、宗庙、灾异、祈祭、鬻爵、历数、宗室、告老、宦官等。其分类以制度门类为纲，兼及治体、吏治、财政、军事、礼制、选举、风俗等方面，体现了元代士人对汉唐政治经验的系统整理。

正文卷之一“宰相”条，开篇即论“自武帝不能择相，亦不能任相”，指出自公孙弘以儒相后，儒者相继秉轴，但“算计算效未闻远过於前”，原因在于武帝“本自不识儒，徒诱於美名而取易制者为之”，既任以相，又使侍中出入禁闼、辩论数诎大臣，以侵外庭之权；九卿更进用事，而天下之务不关决于宰相。书中统计武帝即位以来“亟拜亟罢”，五十四年间凡易相十三人，并认为其不足以任相位，又夺其权而责之事，安望其尽职责。书中又论宣帝抑御史之权似知尊礼丞相，但六百石以上吏不选于丞相而调于尚书，宦官久典枢机而天下之事一切归於中书；成帝虽罢中书而復置尚书员，自丞相以下皆听命。作者最后认为，史臣不究其所以，谓元帝专用儒生委政贡禹、薛广德、韦元成、匡衡迭为宰相，使上牵於文艺而孝宣之业於是乎衰，此“岂儒者之过哉”，实为“用儒不得其贤”与“权有所分而不得其职”之过。随后“三公”条论汉三公之名最舛，前后七失，汉官因秦旧而视古舛驳，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名虽均而权实差；武帝罢太尉置大司马，成帝罢御史大夫置大司空，未几复罢，哀帝又改丞相为大司徒、御史大夫为大司空，而大司马之职终汉世不改；汉初丞相之权最尊，太尉特佐其职而已。这些正文可见该书以专题为纲、以史事为目、以按断见意的撰述方式。

版本方面，OCR书前有“南城胡氏借琅嬛馆影钞元至正刊本，道光二年山阴李铙桥覆版”之语，说明此本为清道光二年山阴李铙桥覆刻元至正刊本，底本则与南城胡氏借琅嬛馆影钞元至正刊本有关。书前又有哈佛学院图书馆藏书记及索书号，可见此本曾入藏哈佛。该书对研究元代政典之学、汉唐制度史、史汉注义补正、太初历法考证及古籍版本流传均有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