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 第六册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臣吴兢编类的一部重要政论性史书，主要辑录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臣僚关于治国理政的嘉言善行、良法美政。本次 OCR 前20页为卷第九，卷端题“贞观政要卷第九”，下署“戈直集论”“朱载震较阅”，内容包括“议征伐第三十五”“议安边第三十六”两部分，重点讨论唐代对外征伐、边疆安全与民族关系。卷中所见议论上起武德九年，下至贞观二十二年，涉及突厥、岭南冯盎、林邑、康国、高昌、薛延陀、高丽等重大边事，集中反映贞观时期君臣对战争与安边问题的思考。

开篇载武德九年冬，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众二十万至渭水便桥之北，遣酋帅执矢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声势，称二可汗总兵百万。太宗谓其背弃和亲、率兵入畿县，乃囚思力，单马而进，隔津与颉利语，六军继至，颉利见军容大盛，又知思力被拘，大惧请盟而退。此即渭水之盟，书中借以说明太宗“不战屈人”的英武。贞观初，岭南诸州奏高州酋帅冯盎、谈殿阻兵反叛，诏将军蔺謩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魏徵谏称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疠，山川阻深，兵远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冯盎若反，即须及中国未宁，交结远人，分兵断险，破掠州县，署置官司，何因告来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太宗从之，遣使晓谕，岭表悉定，并赏魏徵绢五百匹。贞观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兵讨击之。太宗以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举汉光武、符坚、隋主、颉利为鉴，认为穷兵极武未有不亡，竟不讨之。贞观五年，康国请归附，太宗谓前代帝王务广土地以求身后虚名，无益于身，其人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康国既来归朝，有恶难不得不救，兵行万里岂得无劳于人，若劳人求名非朕所欲，所请归附不须纳也。贞观十四年，侯君集伐高昌，师次柳谷，候骑言高昌王麴文泰死，将葬，国人咸集，薛万均、姜行本皆以为可袭，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骄慢使吾恭行天诛，乃于墟墓间以袭其葬，不足称武，此非问罪之师，遂按兵以待葬毕然后进军，遂平其国。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北狄代为寇乱，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或遂其来请与之为婚；房玄龄对以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贞观十七年，盖苏文弑其主而夺其国政，太宗欲令契丹、靺鞨搅扰之，房玄龄对以力有余而不取之，止戈为武，举汉武帝、隋主为鉴，太宗善之。贞观十八年，高丽莫离支贼杀其主，残虐其下，议将讨之，褚遂良进谏，太宗然之。贞观十九年，太宗将亲征高丽，尉迟敬德奏言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又监国定州，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傥不胜翻为所笑，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太宗虽不从，识者是之。江夏王道宗从征，与李勣为前锋，济辽水，克盖牟城，逢贼兵大至，军中佥欲深沟保险待太宗至，道宗议不可，率骁勇数百骑直冲贼阵，李勣因合击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赏劳。太宗《帝范》曰：“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凋；中国虽安，忘战则人殆。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将重讨高丽，房玄龄寝疾增剧，上表谏，以为兵恶不戢，武贵止戈，今圣化所覃无远不暨，高丽历代逋诛，陛下责其逆乱杀主虐人，亲总六军问罪辽碣，未经旬日即拔辽东，前后虏获数十万计，雪往代之宿耻，比功校德万倍前王；但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用之，今无高丽违失臣节、侵扰百姓、久长为患三條，坐烦中国，内为旧主雪怨，外为新罗报雠，所存者小所损者大；愿遵老子止足之诫，许高丽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太宗见表叹曰：“此人危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虽谏不从，终为善策。贞观二十二年，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充容徐氏上疏谏，言贞观以来二十余载，风调雨顺，年登岁稔，但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崑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召募投戎去留怀死之痛，因风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习兵先哲所戒，举秦皇併吞六国反速危祸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愿陛下布泽流仁，减行役之烦，增雨露之惠；又言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非惟构架之劳，颇有工力之费，愿使之以时则力不竭，用而息之则心斯悦；珍玩技巧为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酖毒，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凡此诸条，皆可见贞观君臣在征伐与安边问题上的反复讨论，既有太宗英武决断，也有魏徵、房玄龄、褚遂良、尉迟敬德、徐惠等人谏诤，是研究唐代政治、军事、边疆与民族关系的重要材料。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