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表注

本书为宋末元初金履祥撰《尚书表注》，源文件题为“南宋末年建安刊本”，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卷首保存清人周春题记、乾隆戊子杭世骏等观款、嘉庆丁巳蒋大龙借观题记，以及金履祥《尚书表注序》和《仁山金先生文集卷三》所收序文，是了解本书版本递藏、编纂宗旨和注书体例的重要材料。

周春题记称“乾隆壬子孟冬，是本复归吾芭花山马氏道古楼，马氏售于武林吴氏瓶花斋，即此书也”，又引何义门（何焯）谓“书有残缺，额伊人意为补全，未可尽信”，并称“细校此书，方知意为补全之处，且与通志堂刊本微有异同”，又谓“仁山先生集有《尚书表注序》，而伊人抄补之序亦复删节不全，今并存之”，并批评“近时婺郡以通志堂本重刻，版样缩小，以致标题位置多讹，又缺其下方，大非表诸四阑外式矣”。这段题记不仅记录本书由马氏道古楼转入吴氏瓶花斋的递藏经过，还指出本书与通志堂刊本在文字、标题位置和版式上的差异，尤其强调《尚书表注》原本“表诸四阑之外”的体例特征，对版本鉴定和校勘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金履祥自序从《尚书》的性质与流传谈起，称“书者，二帝三王圣贤君臣之心所以运量警省、通变数政施命之文也”，学者当“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诚诸身，以措诸其事”，然而“帝王之全书”既不得见，仅存者又有“差误异同附会破碎之失”，故“考论不精则失其事迹之实，字辞不辨则失其所以言之意，此书所以未易读也”。序文继而叙述《尚书》流传：周衰典籍不存，孔子观周、历聘诸国，归而定书；秦火之后，伏生口传今文，孔壁复出古文；伏生齐语易讹，安国讨论未尽；今文虽立学官而大小夏侯、欧阳各家不同，古文竟汉世不列学官；后汉刘陶推今文三家与古文异同，正文字七百余字，号“中文尚书”，不幸不传；东晋古文孔传始出，至萧齐始备，至萧梁始行北方，唐贞观悉屏诸家、独立孔传，命孔颖达诸儒为之疏；古文虽多且正，但“出最后，经师私相传授最久，其间岂无传述附会”，故大序不类西京而谓出安国，小序事意多谬；唐儒曲畅注说无所辨正，开元间一用今世文字改易古文，后唐长兴间命国子监板行五经，后之学者守汉儒专门、开元俗字与长兴板本，遂“以一字不可刊之典”。序文又推重周程张朱“义理大明，圣贤之心传可窥，帝王之作用易见”，朱子传注诸经略备，独《书》未及，尝别出小序辨正疑误，指其要领以授蔡沈而为《集传》，然“书成于朱子既殁之后，门人语录未萃之前”，犹不无遗恨。金履祥自述“因推本父师之意，正句画段，提其章旨，与夫义理之微、事为之概，考证字文之误，表诸四阑之外，以授子侄，间以示朋从之士”，可见本书不以逐句训解为主，而是正句画段、提挈章旨、考证文字，并将表注置于四阑之外，形成独特的表注体例。序末称“虽为疏略，然苟得其纲要，无所疑碍，则其精详之蕴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并请“好古博雅之君子”教其僭、补其缺、辨其疑，体现了金履祥严谨求实的治《书》态度。

前20页正文残缺较多，可见《尧典》等篇片段，如“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等文字，以及注文涉及历象、巡守、五礼、五玉等内容。由于OCR残损严重，正文具体条目和表注位置难以完整复原，但结合自序与周春题记，仍可确认本书以“表注”为名，注文表于四阑之外，具有经注分离、便于阅读的版式特点。版本方面，源文件明确为南宋末年建安刊本，卷首清代题记又提供通志堂本、婺郡重刻本等比较信息，对考察《尚书表注》的版本源流、宋元建安刻书及清代递藏具有重要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