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考

《三礼考》为南宋真德秀所撰礼学考证之作，本次所见为清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活字印本前6页。卷端题“宋浦城真德秀景元著”，全书围绕《仪礼》《周礼》《礼记》三部礼书展开考论，以辑录朱子、文中子、程明道、范祖禹、吕祖谦、周行己等前贤论断为主，间附“按”语，折衷诸说，辨章源流，兼具礼学通论与文献考证的性质。

前6页内容大致按三礼分篇。首论《仪礼》，引朱子“仪礼礼之本根而礼记乃其枝叶”“仪礼经也礼记传也”之说，指出《仪礼》有冠礼则《礼记》有冠义，有婚礼则《礼记》有婚义，燕射之礼莫不皆然，以见经传相配之体；又引朱子跋语，称《仪礼》“于奇辞奥指中有精义妙道焉，于纤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级焉”，不惟欲人善其生，且欲人善其死，不惟致严于冠婚朝聘乡射，而尤严于丧祭。真德秀按语指出古礼传世者有三——《仪礼》《礼记》《周礼》，然《仪礼》止有士大夫礼而无天子礼，必合彼二书与他书有及于礼者然后成全体，并推重朱子自辑家乡邦国王朝礼、丧祭二礼名为《经传通解》，以为后之欲复古礼者有所考。

次论《周礼》。引文中子“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真德秀按语则对后世假用《周礼》者提出批评，称“周礼一书后世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轻而用之者苏绰也，误而用之者王安石也，未有能善用之者”，认为时异势殊、民情土俗不皆如古，惟当精择其切要者审行之，若必执其书一一按制，其流弊安知不与三子同归。又引《唐书》“周礼者周公致太平之书，其义可以幽赞神明，其文可以经纬邦国”，程明道“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范祖禹“天地有四时，百官有六职，天下万事备尽于此，如网之有纲、裘之挈领，虽百世不可易”，吕祖谦论朝市不混、野国不逾、官不侵、后不敢奸王、诸侯不敢僭天子、公卿大夫不牟商贾之利、六卿九牧相属而听命于三公，以为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内。真德秀按语又列举《周礼》一书或以爲周公作、或以爲非、或谓文王治岐之制、或谓成周理财之书、或谓战国阴谋之书、或谓汉儒附会之说、或谓末世渎乱不经之书，并引朱子“后人皆以周礼非圣人书，其间细碎处虽可疑，其大体非圣人作不得”之说，认为其是非昭然明白；然其制度多与他书所载不尽合，则因《周礼》有阙文、有省文、有互见、有兼官、有摹设、有不常置、有举其大纲者、有副相副贰者、有常行者、有不常行者，故读者当知其措置规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诅谨伐凡所以待衰世者无不备；不徒以检柅君身防绝祸患，而米盐丝枲凡所以任贱役者无不及”，所谓“兼三王、监二代”尽在于是。又按《周礼》出于汉，六官亡其一，刘歆以《考工记》补冬官，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复古篇》，嘉熙间王次点作《周官补遗》，元泰定中邱葵参订成书，吴徵作《三礼考注》且谓冬官未尝亡而地官之文实亡，可见《周礼》篇目真伪问题自宋元以来聚讼纷纭。

次论《礼记》。引程明道“礼记杂出于汉儒，然其间传圣门绪余及格言甚多，如乐记学记之类无可议者，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亦甚有至理，如王制礼运礼器亦多传古意”；引朱子“读礼记而不读仪礼则许多礼俱无安著处”，又辨“或谓礼记乃汉儒说话恐不然，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礼记中说话来”；引周行己论圣人制冠婚丧祭朝聘乡射之礼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其形而下者见于饮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极于无声无臭之微。真德秀按语指出《礼记》杂出于汉，然非汉儒所能作，乃其所传记，并列举大学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缁衣公孙尼子作、月令吕不韦作、王制作于文帝博士刺史；又按《礼记》一书当以礼为主，分礼、仪、乐、制度四科以类考之，先儒谓以此四科读四十九篇，思过半矣。这些按语既保存了宋代理学家的礼学观点，也体现了真德秀本人对三礼文献源流、真伪与读法的系统思考。

从版本形态看，本书为清道光辛卯六安晁氏活字印本，与《三楚新录》等同为六安晁氏所印，属清代中期活字印本系统，对考察道光间活字印刷、丛书汇印及礼学文献流传具有实物价值。总体而言，《三礼考》篇幅虽短，却集中反映了南宋理学家对三礼的总体认识与文献考证方法，可供经学史、礼学及宋代学术史研究者参考。本次仅见前6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