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解

《孟子解》为宋代苏辙所撰《孟子》解说著作，本次所见为明万历丁酉（二十五年，1597）毕氏刊本前十四页。卷端题“孟子解二十四章 頴濵遺老”，可知其书以条解形式对《孟子》若干章节进行解说，并非逐句章句注疏，而是就《孟子》义理加以发挥辨析。从本次所见内容看，苏辙的解说涉及《孟子》中梁惠王问利国、齐宣王文王之囿、以大事小者乐天、君臣相说之乐、孟子学于子思、浩然之气、知言、仁者如射、龙子贡助法、陈仲子、学圣人不如学道、性故之辨、四端、上智下愚、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集大成、孔子去鲁、君子不亮、存心养性事天、莫非命顺受其正、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形色天性、进锐退速、不仁得国得天下、无欲害人无穿窬之心等章。其解说方式，先引《孟子》原文或概括其意，再以“曰”“何谓也”等设问展开，层层推阐，带有明显的宋代义理之学特征。

例如，解“梁惠王问利国于孟子”，苏辙指出先王之所以为其国未有非利，孟子则有为言之，圣人躬行仁义而利存，非为利也；惟不为利故利存，小人以为不求则弗获，故求利而民争，民争则反以失之，并引孙卿子“君子两得之者也，小人两失之者也”以证。解“齐宣王问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苏辙认为周虽大国，未有以七十里为囿而不害于民者，文王之囿是与民共之而以囿名，故刍荛雉兔得以入，七十里之囿非文王所专有。解“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苏辙区分乐天与畏天：乐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诚乐而为之；畏天者知其不可违，不得已而从之；并以尧禅舜、舜禅禹、汤事葛、文王事昆夷为天。解“孟子学于子思”，苏辙指出子思言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子思言至诚无敌于天下，而孟子言不动心于浩然之气；诚之异名也，诚之为言心之所所谓诚然也，心以为诚然则其行之也安，故心不动而其气浩然无屈于天下；并以“养心以致浩然之气”“心之所以不动”“君子之所以达于义”三者相须为说。

解“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苏辙认为气者心之发而已，天下之人莫不有气，不养之气横行于中则无所不为，其进为勇非吾欲勇，其退为怯非吾欲怯，故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志意既修，志盛夺气，则气无能为而惟志之从；志意不修，气盛夺志，则志无能为而惟气之听。解“我知言”，苏辙以詖辞、淫辞、邪辞、遁辞为诸子之病，认为孟子之于诸子非辩过之，知其病而已，如病寒者得火而喜、病热者得水而喜，诚得其病未有不自觉而自泣者；能知其所蔽、所陷、所离、所穷，则诸子可服。解“仁者如射”，苏辙以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反求诸己为喻，说明善射者治其在己，正立而审操之，则的虽在左右上下无不中；并以颜渊问仁、克己复礼、非礼勿视听言动相发明。解“龙子贡助法”，苏辙认为贡者夏后氏之法，其不善如此，非特贡也，作法者必始于粗终于精，篆不若隶、简策不若纸、车不若骑、席不若床、俎豆不若盘盂、诸侯不若郡县、肉刑不若徒流杖笞，古不为此非不智，势未及也；法非圣人之所为，世之所安也，圣人善因世而已。解“陈仲子”，苏辙辨析仲子以兄之禄为不义而不食、以兄之室为不义而不居，然居於陵、食辟纑之果，则其操有所不能克其类；君子之行要可克、可继，然后行有类。解“学者皆学圣人不如学道”，苏辙认为以貌从圣人，名近而实非，不如学道之必信，并引孟子“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为说。

本书较有思辨色彩的是“性故之辨”。苏辙解“天下之言性者则故而已矣”，提出“无所待之谓性，有所因之谓故”，物起于外而性作以应之，此岂所谓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谓故。方其无事也，无可无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知就利而避害，则性灭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为本”。又以水为喻：水方无事，事物未有以参之，有木而无物，故可以谓水之性；及其有事，或倾而下之，或激而上之，则水失其性。解“四端”时，苏辙指出人信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然亦有忍人、无耻、争夺、蔽惑之心，八者未知孰为主，均出于性而非性，是性之所有事；孟子别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欲人信之难矣。解“上智与下愚不移”，苏辙认为此非性也，故也，如水未有不可饮者，而或为清泠之渊、或为涂泥，指涂泥而告人“吾将饮之”则不可，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非性也，故也。这些解说体现苏辙对孟子性善论的辨析与发挥，具有宋代蜀学融会经义、重视心性思辨的特点。

本次所见为明万历丁酉毕氏刊本，卷端题“孟子解二十四章”，正文以条解形式连续展开，尚未见全书末叶。该书对研究苏辙《孟子》学、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中的义理诠释、蜀学思想及明代《孟子解》版本流传具有重要文献价值。本次仅见前14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