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朔考

《正朔考》为宋代魏了翁所撰，明万历间绣水沈氏尚白斋刊本，卷首题“宝颜堂订正正朔考”，并有陈继儒订正、沈元熙沈元嘉同校。本次仅提取前12页，所见皆为《正朔考》正文，尚无完整序跋与目录。全书主旨在于考辨三代正朔问题，反对“商周既改正朔，则并其月次亦应递改”的传统说法。作者开篇即由《诗经·七月》入手，指出“七月之诗大槩述天时以勤民事”，先儒谓《七月》一诗皆以夏正为断；但作者进一步认为，不仅《七月》，凡《诗经》中如《正月》《四月》《六月》《十月之交》等篇，皆用夏正；不仅《诗经》，凡《易》《书》《周官》《春秋左氏》所书之月，亦皆夏正。至于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作者承认“改正朔矣”，但强调“不改月次也”。因为正朔之改，只是表示一代之兴各有所尚；月次则不可改，四时之序不可紊乱。若紊乱月次，则时令乖张、民听疑惑，耕耘敛藏亦将失其候，《尧典》所谓“钦若昊天，敬授人时”者，万世不可易。作者又指出，正朔迭尚不过以新民视听，如大朝会、大典礼尊用此日，名曰岁首，太史公所谓“朝以十月”者即其例。世儒因此误谓商周既改正朔，便连其余月次也递改，这是臆度之过。

正文中，作者以《临》卦“八月”为证，认为临观反对，圣人预以为戒，观卦四阴，其辰在酉，晓然为夏之八月；而何氏以为周八月属未之遯，孔氏以为商八月属申之否，文王、周、孔简易以从夏正，何、孔反崎岖求合商周之正，实为异说。又引《伊训》“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奉嗣王祗见厥祖”及《太甲》“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亳”，指出奉嗣王初见厥祖、以冕服奉嗣王归亳皆重事，故以改元岁首、三祀岁首行之，然而仍称“十有二月”，可见殷人未尝改十二月为正月。孔氏以商正解之不通，乃曲说为汤崩逾月太甲即位而冀告，作者据《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然后继以太甲，辨太甲乃汤之孙，非嗣汤而立，故孔说不可信。又举《诗经·正月》“正月繁霜”、《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六月栖栖”，认为此为夏正无疑。至于《十月之交》，郑氏释为夏之八月，作者反驳：十月之交则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故曰“朔日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丑”；若八月日食，何足以言甚丑？由此证周人以十一月为朔月，未尝改为正月。《七月》第五章自五月数至十月，继之曰“曰为改岁”，是以十一月为岁首而未尝改为正月，又一证。又引《周官》凌人“十有二月斩冰”与《月令》季冬命取相合，说明不惟时皆夏正，月亦皆夏正；而郑氏强解“正月之吉始和”为周正月，作者认为夏正建寅之月，三阳既交，斯谓之和，若指周正建子之月，则时方寒冬，安得谓之和？党正四时孟月吉日属民读法，言孟月则夏正建寅，非周正建子。春秋所书时皆夏时，月皆孟月，左氏亦然；隐三年传“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周之麦，秋又取周之禾”，为夏正明白如此，杜氏以周正解之，反成迂疏。

作者又论六经之外，先秦古书及秦汉以后正史所书月亦皆夏正。《吕氏月令》所言时令为夏时，《岐伯素问》所言月候为夏月，《竹书纪年》言三代之正月皆建寅。秦正建亥，汉仍秦旧，太史公《史记》书十月于每年之首，班固《汉纪》书秋九月于每年之终，所谓春正月者在年中不改称谓；至武帝太初元年正历法，以正月为岁首，明年所书始以春正月起，以冬十二月终。其后魏明帝用景初历尝以建丑为正，并改三月为孟夏，余皆递改，然郊祀蒐狩颁宣时令复以寅为正，二者交互徒惑民听，行之未几复用夏正；唐武氏改年曰载，以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然复以正月为春一月，自二月以后不能易其次。故秦汉以后正史所书之月皆夏正。作者还辨《孟子》“七八月之间旱”，赵岐以为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作者认为只是泛言苗槁，不足证周正；《孟子》“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直谓仲冬以后农隙可治桥梁，赵氏泥于周正，谓夏之九月十月，亦不可信。又驳刘歆以三代之正作《三统历》，认为刘歆汉儒，与孔安国递相祖述，历家从而和之，不足为确论；不信圣经而信历述，又以历述伸传注，是学者厌平实、喜奇夸之过。篇末又评姚大老、平庵项氏、胡文定、陈止斋诸家关于“夏时冠周月”之说，认为三家皆近世博雅大儒，虽卓然有见于始，然卒不能不自变于其后；孔子《春秋》即鲁国之史记，鲁史之时月即周家之纪历，夏周岁首虽殊，夏周时令则一，安得孔子所书与周王所用不同？作者反复申明：周历本无改月之理，正朔可改而月次不可改，六经、先秦古书及历代正史所书之月皆夏正。综观本次所见前12页，本书以经学考证为主，兼涉历法、三正、春秋学与传注之学，版本为明万历间绣水沈氏尚白斋刊本，经陈继儒订正、沈元熙沈元嘉同校，具有较明显的晚明秘笈刊刻特色。本次仅见前12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