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集传

《书集传》为南宋蔡沈所撰《尚书》注本，是宋代《尚书》学的重要著作。据卷首蔡沈《书集传序》，庆元己未冬，朱熹令蔡沈作《书集传》，次年朱熹去世，又过十年，蔡沈始克成编，总若干万言。蔡沈在序中感叹“书岂易言哉”，认为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于此书，而浅见薄识不足以尽发其蕴奥；生于数千载之下而欲讲明数千载之前，亦已难矣。但他又指出，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可得而言。他特别拈出“精一执中”为尧舜禹相授之心法，“建中建极”为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并谓“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至于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是心之发，典章文物是心之著，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心之推。二帝三王存此心，夏桀商受亡此心，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存则治，亡则乱，治乱之分只在心之存不存。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心。此序集中体现了蔡沈以理学心性论解《尚书》的立场。

卷首又有《朱子说书纲领》，辑录朱熹论《尚书》的言论。其中论古史之体，谓可见者唯有《春秋》，《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而《尚书》则每事别记以具事之首尾；二典所记上下百有余年，或成金幣诸篇所纪或更岁见成历数年，其间异事必已具于编年之史而今不复见。又论读《尚书》之法：初读甚难，似与己不相干，后来熟读，见尧舜禹汤文武之事皆切于己；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须著意解者，有略须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诰、太甲诸篇，熟读义理自明；如洪範则须著意解；如典谟诸篇辞稍雅奥，亦须略解；如盘庚诸篇已难解；康诰之属则不可解。又谓读《尚书》须有大心胸，如尧典自克明俊德至黎民于变时雍，展开是大小大；命羲和定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个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又论《尚书》前五篇大概易晓，后如甘誓、胤征、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皆易晓亦好；高宗肜日最不可晓，西伯戡黎稍稍不可晓；太甲大故乱道，故伊尹之言紧切；高宗稍稍聪明，故说命之言细腻。又主张读《尚书》有一法：半截晓得，半截晓不得，晓得底看，晓不得底且阙之，不可强通，强通则穿凿。又谓点《尚书》难，尝欲作书说竟不曾成，制度之属只以疏文为本。又评诸家说《尚书》：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然其间尽有好处。这些内容对于理解蔡沈《书集传》的编纂背景、解经方法与朱熹《尚书》学均有重要价值。

卷首又有《书序》，引汉孔安国说，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又述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孔子生於周末，观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又述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孔氏先人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后又述鲁共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孔安国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并序凡五十九篇、四十六卷，承诏作传。这些序文保存了《尚书》流传、孔壁古文、伏生口传、孔安国作传等经学史料，是研究《尚书》版本与经学史的重要文献。本书为明正统十二年司礼监刊本，司礼监为明代内府刻书机构，所刊经书往往颁行天下，具有较高的版本与文献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